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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第1页）

冬天来了，一九二八年的冬天，是个挺特殊的冬天，直到进入腊月，才开始下雪，而且这雪一下就是接连几天，雪停后，放眼望去，天地一色，不但山峦、大地白茫茫一片，就是市内，也被封得严严实实，房子都变成大小不一的毡包了。

对于雪及严寒，人们习以为常，但时代变迁，却让人有些应接不暇，尤其是十二月二十九日。

历史已记下这一天，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

六月四日，张作霖死于非命，十七日，张学良从河北返回沈阳，二十日通电就职奉天军务督办，七月二日被东三省议会推举为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

短短的一个月，张学良子承父业，应当说很顺利。

但张学良心里并不轻松，他知道自己面临的不仅是内忧，更危险的是外患。

这个外患就是日本。

张学良明知道父亲是被日本人炸死的，苦于找不到证据，不，即便掌握铁证，他也不敢盲目对日开战。

是的，奉军当时有近四十万人，兵多将广，可是连年征战，财力困乏，人马也疲惫不堪，更重要的是，父亲不在了，他似乎没了主心骨。

苦思冥想，认真定夺，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一是继续维持现在局面，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也步父亲后尘。

二是精励图治，归于南京国民政府，实现全国统一。

日本人早就虎视眈眈，他们看透了张学良的心思，也发现张学良暗中与南京政府接触，七月十日，日本内阁专门开会，讨论中国东北局势，七月十九日，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久治郎拜访张学良，转交日本首相田中的亲笔信：希望东北勿与南京国民政府联合，日本原意在军事、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给予大力援助。

张学良已秘密派员，与南京接触，初步定九月中旬宣布易帜，看到田中的信，他发现日本有所动作，为求稳妥，张学良反复思考，与亲信相议，决定推后三个月易帜。

日本也加大了对张学良的压力，八月八日，林久治郎再次出现在帅府，转达田中首相的口信，声称如果东北不听日本的劝告，与南方，即南京政府达成妥协之类的事情，为了维护日本的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

见张学良还不表态，林久治郎竟恼羞成怒，直言说：我们日本绝不许你挂青天白日旗。

南京的蒋介石，体谅张学良的困难，告诉张学良，对日本推辞说东北的外交，已由南京中央接管，同时，每月南京还调拨一千万元做奉军的军饷，并表明，东北的内政应由现职各员维持，概不更动，重大人事，张学良可自行请委，报中央任命。

这一系列的举动，使张学良进一步坚定了易帜的决心，加快了易帜的步伐，对日本人也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十二月二十六日，国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并通过东三省及热河省府委员名单，待易帜后发表。

十二月二十九日凌晨三时二十分，由奉天电报局向全国各地发出“艳电”

，正式宣布东北易帜。

是日清晨，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驻地公署、交涉署、总商会、兵工厂、驻军营房和各公共团体、学校、商店等民众家庭，一律挂出青天白日旗。

当天，在奉天首府礼堂举行隆重的易帜典礼，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参加，唯有日本领事没有到场，张学良身着中山装，站在总理遗像前，庄严宣誓：“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南京政府在会上正式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奉军结束，东北军由此诞生了。

张学良易帜前，在南京政府的支持下，他顶住了外忧——日本人的压力。

易帜后，他开始考虑如何消除内患，要不然，权力很难巩固。

这个内患就是奉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杨宇霆和常荫愧。

杨宇霆，辽宁法库人，年轻时入奉军，因其刻苦耐劳，被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留学回来，深受张作霖赏识和信任，在奉军中平步青云，张作霖去世时，他已官至奉军第四方面军军团长，奉军总参议，是奉军中的实权人物。

常荫槐，祖籍山东，后迁至吉林的梨树县，此人办事认真、肯干，曾做过京奉铁路局长，堪称张作霖的亲信。

他与杨宇霆交情极好，沆瀣一气，张作霖逝后，杨宇霆向张学良极力举荐，常荫槐接任被炸死的吴俊升，当上黑龙江省长。

二人受张家厚恩，按理说应当效忠张学良，扶助张学良，可是二人官居要职后，头大尾长，竟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尤其杨宇霆，素来亲日，在张学良易帜上，与日本人眉来眼去，一直喝反调，在奉军散布，易帜后会被蒋介石吃掉。

易帜那天，典礼结束，东北保安委员会全体委员与南京代表人士合影留念，杨宇霆竟当场挟着皮包，愤然离去，并且，二人的公馆也拒挂青天白日旗，以示反对。

张学良气愤至极，这时，又有两件事呈报到他的案头，促使他起了杀心。

一，已转任兵工厂督办的杨宇霆，与常荫愧联名上书，要求张学良拨巨款扩充沈阳兵工厂，张学良曾对二人说东北财政困难，无法筹措，二人竟要动用铁路收入垫付。

二，常荫槐成为封疆大吏后，扩充实力，培植亲信，利用铁路资金，擅自编练山林警备队近二十个营的兵力，私隐武装，乃军中大忌，此举引起张学良的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