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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宽恕的前提（第2页）

成了城堡在行使权力时遇到的最大障碍（弗丽达和K的孩子气曾一度使城堡方面伤透了脑筋）。

因为这封信写得十分下流，阿玛丽亚甚至没有勇气再读第二遍。

在这封信的末尾，索尔蒂尼这样写道：

你得马上来，要不然，我就……

假如不是“孩子气”

发挥的作用，阿玛丽亚很可能像弗丽达或老板娘一样就范。

在城堡非存在的废墟上，惟有这种一时冲动的孩子气或不成熟、任性具有隐隐的活力，反过来说，它也足以使我们了解城堡废墟的深度，广度以其基本性质，甚至是奥尔珈也这样向K表白：“至于我，我坦白地承认，要是我得到了那么一封信，我准要去了。”

惩罚开始了。

惩罚的方式显然是《审判》的进一步深化。

假如说惩罚的前提条件是罪行的指控。

那么，罪愆是空缺的。

与《审判》不同的是，城堡并没有将奥尔珈一家送上法庭的意思，也没有公布他们的任何罪状，“就像这件事被忘了一样”

。

律师们提出的意见也仅仅局限于蔑视索尔蒂尼的信，侮辱他的信使，一切都作了轻描淡写的处理。

正如罪行不能由城堡当局明文宣布，而应由当事人自己去寻找一样，惩罚也不是由权力机构直接执行，除掉一株毒草的方法通常有两种：将它连根拔去，或令其自行枯萎。

奥尔珈一家并未遭到任何形式的流放、关押或杀戮（这往往是古老的庄园主对待犯了过失的奴隶所采取的方式），甚至，恐惧因为缺乏对象而变得空洞。

那么，事实上的惩罚是通过什么方式降临的呢？

奥尔珈的父亲，一个有名的修鞋匠，在“阿玛丽亚事件”

之后，开始为失去亲友、邻居而惶惶不安。

最亲密的朋友也已远离了他们，连平时走路慢条斯理的雷斯曼也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就像是一个逃犯似的，以至于奥尔珈的父亲推开身边的人徒劳地去追赶他——这一细节中的滑稽成分使我们立刻想起了《审判》中的K在通往法院的道路上飞奔时的情景。

父亲的修鞋店荒芜了。

顾客们争着上门注销了合同，偿付了欠款，总之，村子里所有的人尽一切可能与这个摇摇欲坠的家庭划清了界限，甚至连救火会也要求奥尔珈的父亲辞职，并收回了他过去获得的所有荣誉和证书，“谁也没有办法拯救这个家庭的急骤坠落，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局面”

。

在这里，我们将不无悲伤地看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似乎可以看成是卡夫卡小说的一次社会实践。

至少在奥尔珈的父亲看来，上述情形还远远算不上是一种惩罚，只不过是惩罚的前奏和序幕，他并未失去最后的信心。

他的希望和等待的根由，在于一个“决定性的通知”

。

在此，卡夫卡揭示了这样一个心理学上的逻辑，一个自以为深陷罪愆之中的人为了得到宽恕，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罪。

寻求宽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寻求并证明罪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的背后，所有的动机都指向一个中心：重返体制化。

正如上文所谈到的，一个在体制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人本身即是体制的一个部分。

一旦他（她）被排斥在体制之外，恐惧与焦虑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