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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的演说、外交上的恫吓——都是用一种行话记载下来的，这种行话对他不但新奇而且把他弄得莫名其妙。

“如果每天的报纸把我搞糊涂了，”

他说，“它们一定也把许多其他的人搞糊涂了。”

他决定写一本小册子，为每天应用的时事名词提供简单的解释。

他在第一页上写着：《读报手册——或阅读日报须知的一百个名词》。

他一共写了不多几页，包括：独裁、民主、失业、雇主、雇员、工资、工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罢工、工人阶级、资产阶级、苏维埃，爱国主义、民族主义……

有些朋友现在开始对他侧目而视。

他们看到他书桌上有激进的小册子的时候便问起他来：“你是要成为共产主义者吗？”

“我不知道，”

他会温和地说，“我还不清楚共产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现在被人家扣上一顶红帽子，是很容易的。

如果把凡是不同流合污的人都喊作‘共产主义者’的话，那么你一定得把我算作红色分子中最红的一个。”

第二天，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领导人正在昏暗的办公室里开会的时候，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衣着讲究的人走了进来。

他递给他们一张名片说：“我是诺尔曼·白求恩大夫。

你们送到我这儿来的任何男人、女人、小孩，我一概免费医治。

我希望下星期就可以找到十个别的医生这样干……”

在他作为一个胸外科的革新家的名声上面，现在又添上了医学刊物上没有记载的荣誉。

他的名字在领救济面包的穷人队伍里传开了。

他发觉这种环境新奇而令人兴奋，在这里，男人和妇女谈起现在和将来都充满了热情，他们讨论哲学和组织工会，并以一种他所喜欢的温暖的同志感情接待他。

十七

那条路首先把他引导到苏联，那个国家要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努力已经越来越引起他的兴趣。

1935年夏天，这位自己任命的蒙特利尔穷人的医生离开了蒙特利尔，去参加一个在列宁格勒举行的国际生理学大会。

对于白求恩，坦白地说，生理学大会是一次看看“社会化的医疗制度”

如何实行的机会。

通过苏联公共卫生人民委员会，他得到许可去参观医院和疗养院，并且研究苏联防治肺结核的方法。

他在这方面进行的调查工作成为他苏联之行的高潮，使他兴奋到了极点。

他发现，在十八年内，有将近一半时间是用在重建国内残破的经济上面，苏联已将肺结核的发病率减少了百分之五十以上，这证实了他自己认为肺结核可以完全扑灭的信念。

他继续进行着他的调查工作，越来越感觉兴奋。

他从来没见过这么讲究的休养所和完备的疗养院，在这儿，产业工人享有公费医疗的优先权，这和他本国的情形恰恰相反。

在各诊疗所和疗养院里，一切医疗都是免费的，这并不是什么施舍，而是病人的公民权利。

官方规定的疾病预防措施里包括从幼年起给儿童施行结核菌素试验，这正是他久已在国内鼓吹的。

十年以前，他在特鲁多疗养院谈论过为出院的肺结核患者采取特殊的复原措施的必要。

现在，在苏联，他发现了一个大规模的复原制度，他马上就断言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

在这个制度下面，苏联有一系列专为过夜的或不过夜的病人设立的日间和夜间疗养院。

他虽然没有时间去参观苏联其他地区的许多疗养院，但是所看到的已经足够使他心悦诚服，兴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