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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杀降（第4页）

此外，不宜杀降，还有一硬一软两个约束。

硬，是朝命。

元年冬天，英国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致函总署，说：

“近日官兵得胜之仗，常有事后乱杀之行。

即如洋枪队，彼日离沪不远之地，随将二千多犯全行杀毙，实使人生异心。

盖贼众十分之中，真贼不过二分之多，其馀全裹胁小民。

……前当河面差使之时，每进金陵一日，伪称干王贼匪洪仁玕有云：‘官兵似此乱杀，实为天国太平之益。

不然，则上海一带地方，我军自难久驻。

今因该处义兵（曾国藩注：即该贼匪）不信清官（即系国朝），所以未肯投诚，实乃上海迤西之义军不散之故’”

；

滥杀降众，适足坚其必死之心，大不利于统战事业。

威妥玛采访清军劣迹，传达洪仁玕的意见，就是劝清廷剿抚兼施，收效更快。

清廷从善如流，十二月九日发布明谕，“刊刻誊黄，遍行晓喻”

军中及“贼区”

：

“果能于城池未下之先诚心归顺者，无论其从贼之久暂，均一律准其投诚。

将军械、马匹呈缴后，该大臣等酌留所部，令其随同剿贼。

倘有不愿随营，即饬地方官递送回籍，或妥为安插，毋令失所。

携带资财，不准兵勇抢夺；如兵勇利其资财、私行杀害，即按军法从事。

本管官不行查办，一经发觉，即着该大臣等从严参办”

；

明令不准杀降，且要尊重降人意愿，或“随同剿贼”

，或“递送回籍”

，或就地安置。

而且分级负责，落实到人，兵勇杀降，“按军法从事”

，其主管则“从严参办”

。

这条法令发布于元年末，苏州招降在次年十月，不存在未奉明令的借口。

然则，杀降已经不仅是军事处置失措的问题，而是违法行为。

谕旨是硬性规定，“杀降不祥”

的历史教训和阴骘迷信则是软性约束。

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何晏有个评论，说得很深刻、很精彩：

“（杀降）岂徒酷暴之谓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