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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4页）

母亲眼中要是有了丑儿女，人类即使不灭绝，大概也得减少去好多好多吧。

当我七八岁的时候，每逢大姐丈来看我们，他必定要看看我的“小蚕”

。

看完了，他仿佛很放心了似的，咬着舌儿说——他是个很漂亮的人，可惜就是有点咬舌儿——“哼，老二行了；当初，也就是豌豆那么点儿！”

我很不爱听这个，就是小一点吧，也不至于与豌豆为伍啊！

可是，恐怕这倒比母亲的夸赞更真实一些，我的瘦弱丑陋是无可否认的。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

死了。

父亲的模样，我说不上来，因为还没到我能记清楚他的模样的时候，他就逝世了。

这是后话，不用在此多说。

我只能说，他是个“面黄无须”

的旗兵，因为在我八九岁时，我偶然发现了他出入皇城的那面腰牌，上面烫着“面黄无须”

四个大字。

义和团起义的那一年，我还不满两岁，当然无从记得当时的风狂火烈、杀声震天的声势和光景。

可是，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

对于集合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像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

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

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

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

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

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

我不记得父亲的音容，他是在哪一年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

他是每月关三两饷银的护军，任务是保卫皇城。

联军攻入了地安门，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

那时候，母亲与姐姐既不敢出门，哥哥刚九岁，我又大部分时间睡在炕上，我们实在无从得到父亲的消息——多少团民、士兵，与无辜的人民就那么失了踪！

多亏舅父家的二哥前来报信。

二哥也是旗兵，在皇城内当差。

败下阵来，他路过那家粮店，进去找点水喝。

那正是热天。

店中职工都已逃走，只有我的父亲躺在那里，全身烧肿，已不能说话。

他把一双因脚肿而脱下来的布袜子交给了二哥，一语未发。

父亲到什么时候才受尽苦痛而身亡，没人晓得。

父亲的武器是老式的抬枪，随放随装火药。

几杆抬枪列在一处，不少的火药就撒落在地上。

洋兵的子弹把火药打燃，而父亲身上又带有火药，于是……。

在那大混乱中，二哥自顾不暇，没法儿把半死的姑父背负回来，找车没车，找人没人，连皇上和太后不是都跑了吗？

进了门，二哥放声大哭，把那双袜子交给了我的母亲。

许多年后，二哥每提起此事就难过，自谴。

可是我们全家都没有责难过他一句。

我们恨八国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