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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事实上，因为我们国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正在改变，这种变革也正在发生，所以如何去提高道德水平是个最复杂的问题；而当我们这样提出问题时，也就丧失了提高道德水平的急迫感。

前年夏天，我到外地开一个会——在此声明，我很少去开会，这个会议的伙食标准也不高——看到一位男会友穿了一件文化衫，上面用龙飞凤舞的笔迹写着一串英文：OK，Let’s　pee！

总的来说，这个口号让人振奋，因为它带有积极、振奋的语调，这正是我们都想听到的。

但是这个pee是什么意思不大明白，我觉得这个字念起来不大对头。

回来一查，果不出我所料，是尿尿的意思。

搞明白了全句的意思，我就觉得这话不那么激动人心了。

众所周知，我们已过了要人催尿的年龄，在小便这件事上无须别人的鼓励。

我提到这件事，不是要讨论如何小便的问题，而是想指出，在做一件事之前，首先要弄明白是在干什么，然后再决定是不是需要积极和振奋。

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有些人在这类事情上一向以为，无论干的是什么，积极和振奋总是好的。

假如倒回几年，到了“文化革命”

里，连我也是这样的人。

当年我坚信，一切方向问题都已解决，只剩下一件事，“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所以在回忆年轻时代的所作所为之时，唯一可以感到自豪的事就是：那段时间我一直积极而振奋，其他的事都只能令我伤心。

我个人认为，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价值取向，二是在这些取向上取得的成就。

很显然，第一个方面是根本。

倘若取向都变了，成就也就说不上，而且还会适得其反。

因此，要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准就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弄清哪一种价值取向比较可取；二、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推进它。

坦白地说，我只关心第一个问题。

换言之，我最关心pee是要干什么，在搞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之前，对OK，Let’s中包含的强烈语气无动于衷。

我知道自己是个挺极端的例子；另一种极端的例子是对干什么毫不关心，只关心积极进取，狂热推动。

我觉得自己所处的这个极端比较符合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为处于另一极端的朋友捏一把冷汗。

假如他们凑巧持一种有益无害的价值取向，行为就会很好；假如不那么凑巧，就要成为一种很大的祸害。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的一生是否能于社会有益、于人类有益，就不再取决于自己，而是取决于机遇。

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存在，思考何种社会伦理可取的人的责任就更重大了。

我本人关心社会伦理问题，是从研究同性恋始。

我做社会学研究，但是这样一个研究题目当然和社会伦理问题有关系。

现在有人说，同性恋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我反对这种说法，但不想在此详加讨论——我的看法是，同性恋是指一些人和他们的生活，说人家是种社会现象很不郑重。

我要是说女人是种社会现象，大家以为如何？——我只想转述一位万事通先生在澡堂里对这个问题发表的宏论，他说：“同性恋那是外国的高级玩艺儿，我们这里有些人就会赶时髦……这艾滋病也不是谁想得就配得的！”

在他说这些话时，我的一位调查对象就在一边坐着。

后者告诉我说，他的同性恋倾向是与生俱来的。

他既不是想赶时髦，也不是想得艾滋病。

他还认为，生为一个同性恋者，是世间最沉重的事。

我想，假如这位万事通先生知道这一切，也不会对同性恋做出轻浮、赶时髦这样的价值评判，除非他对自己说出的话是对是错也不关心。

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

不管你学物理也好，学数学也罢，都得想破了脑袋，才能得到一点成绩；假设有一个领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绩，那倒是很开心的事。

不过，假如我有了这样的感觉，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医生。

在本文开始的时候，提出了“道德保守主义”

这样一种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