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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部分（第2页）

假如此说属实，矫治就没什么道理。

有的人渴慕异性，有些人渴慕同性，但大家对爱情的态度是一样的，歧视和嘲笑是没有道理的。

历史上迫害同性恋者最力者，或则不明事理，或则十分偏执——我指的是中世纪的某些天主教士和纳粹分子——中国历史上没有迫害同性恋的例子，这可能说明我们的祖先既明事理，又不十分偏执，这种好传统应该发扬光大。

我认为社会应该给同性恋者一种保障，保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举例来说，假如有一对同性恋者要结婚，我就看不出有什么不可以。

至于同性恋者，我希望他们对生活能取一种正面的态度，既能对自己负责，也能对社会负责。

我认识的一些同性恋者都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很好的工作能力。

我总以为，像这样一些朋友，应该能把自己的生活弄得像个样子。

我是个异性恋者，我的狭隘经验是：能和自己所爱的女人体面地出去吃饭，在自己家里不受干扰地做爱比较好。

至于在街头巷尾勾个性伴，然后在个肮脏地方瞎弄几下是不好的。

当然，现在同性恋者很难得到这样的条件，但这样的生活应该是他们争取的目标。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他们的世界》序

当我们对我国的同性恋现象进行研究时，常常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扰：你们为什么放着很多重大问题不去研究，而去研究同性恋？假如这种诘难来自社会学界同仁，并不难答复。

正文中将有专门的章节讨论做同性恋研究的原因。

难于答复的是来自一般人的诘难。

故此这个问题又可以表述为：你们作为社会学者，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回答这个问题的困难并不在于我们缺少研究同性恋的理由，而在于我们缺少做出答复的资格。

众所周知，只有一门科学中的出类拔萃之士，才有资格代表本门科学对公众说话。

然而我们又不得不做出解释。

我们做这项研究所受到的困扰，不只是诘难，而且在于，社会中有一部分人不赞成研究同性恋。

毛泽东曾说，对牛弹琴，如果去掉对听琴者的藐视，剩下的就只是对弹琴者的嘲弄。

虽然如此，我们仍不揣冒昧，不惧嘲弄，要对公众陈述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立场，以及根据这样的立场，对同性恋的研究为什么必不可少。

半个世纪以前，在文化人类学中处于泰山北斗地位的马林诺夫斯基为费孝通所著的《江村经济》一书作序时，对费孝通的工作给予极高的评价。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优点在于，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进行观察的结果。

正因为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它是一个实地调查者最珍贵的成就。

费孝通的研究对象是一个社区，包括了社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这样的研究在深度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不同。

但是这项研究中有一些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记取。

这就是，作为土生土长的人，对熟悉的人群做实在的观察，不回避生活的每一个侧面。

这种实在的作风乃是出于以下的信念：“真理能够解决问题，因为真理不是别的而是人对真正的事实和力量的实事求是。”

站在这种信念的对立面的，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是“以事实和信念去迎合一个权威的教义”

。

于是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科学便被出卖了”

。

我们发现，在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方面，有两种对立的立场：一种是说，科学在寻求真理，真理是对事实的实事求是；另一种则说，真理是由一种教义说明的，科学寻求的是此种真理正大光明的颂词。

一种说，科学不应屈服于一种权威的教义；另一种说，科学本身就是权威的教义。

一种说，不应出卖科学；一种则说，不存在出卖的问题，它自从出世，就在买方手中。

一种说，在科学中要避免学院式的装腔作势；另一种则说，科学本身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学院式的装腔作势。

一种说，科学是出于求知的努力，是永不休止的学习过程；另一种则认为，科学原质是天生所有的，后天的求学乃是养浩然正气，凡有助于正气的，可以格致一番，而不利于正气的，则应勿视勿听，以求达到思无邪的境界。

站在前一种立场上，我们认为，中国的同性恋现象是一种真正的事实，不能对它视而不见，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这个研究的唯一目的，就是想知道中国现有的同性恋群体是什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