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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4页）

时任《东方杂志》编辑的章锡琛后来回忆说：当时高举新文化运动旗帜的刊物；首先向商务出版的杂志进攻，先是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抨击《东方杂志》反对西方文明，提倡东方文明，接着北大学生组织新潮社的《新潮》发表了罗家伦的《今日中国之杂志界》一文，把商务各种杂志骂得体无完肤。

《东方杂志》连遭陈、罗的炮轰后，声望暴跌。

商务印书馆不得不考虑撤换主编，由陶惺存（又名陶保霖）接替杜亚泉。

张元济日记中有关撤换主编的记载：1919年5月24日：“与梦、惺商定，请惺翁接管《东方杂志》。”

8月5日：“《东方杂志》事，惺翁告，亚泉只能维持现状。

又云外间绝无来稿。”

10月22日：“惺言，《东方杂志》投稿甚有佳作，而亚（泉）均不取，实太偏于旧。”

10月27日：“惺存函商《东方杂志》办法，自己非不可兼，但不能兼做论说，先拟两法：一招徕投稿，二改为一月两期。

余意，一月两期既费期，又太束缚，以不改为是。”

10月30日：“惺存来信，辞庶务部，担任《东方杂志》事。”

见《张元济日记》（下），第778、828、889、891、893页。

1919年7月，尚未正式接任主编的陶惺存以“景藏”

为笔名，发表《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一文，算是回应罗家伦。

景藏：《今后杂志界之职务》，《东方杂志》第16卷第7期，1919年7月。

1920年7月陶惺存逝世，《东方杂志》主编一职由钱智修接任。

与时代潮流渐相脱节的《东方杂志》，在都市文化界独占鳌头的地位显然受到冲击，至少在青年读书界不得不暂时让位于《新青年》。

《新青年》转向宣传社会主义以后，读者群迅速出现分化：一批人重新回归《东方杂志》（如吴虞又重新订阅《东方杂志》，见《吴虞日记》［上］第561页），另一批人则进一步成为《向导》的热心读者。

张国焘回忆说，他在1916年秋入北大后，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一样，以不甘落伍、力求上进的新时代青年自命，除了功课而外，还经常爱读《东方杂志》、《大中华》等刊物，希望从此探究出一些救国治学的新门径。

后来看到了《新青年》，觉得它更合乎自己的口味，更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转而热烈拥护。

张国焘：《我的回忆》（1），第39~40页。

五四前后，像张国焘这样的“新时代青年”

大都经历了一个从爱读《东方杂志》到爱读《新青年》的过程。

郑超麟也回忆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羡慕那些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新思潮”

杂志上写文章的人，而对《东方杂志》则已没有敬意。

在恽代英、张国焘、郑超麟这一代五四新青年的阅读史上，大多经历了一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此消彼长的“权势转移”

过程。

新文化形成“运动”

（1）

《新青年》由一个“普通刊物”

，发展成为“新文化”

、“新思潮”

的一块“金字招牌”

，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文化”

由涓涓细流逐渐汇成为洪波巨浪。

1918年12月和1919年1月，《每周评论》和《新潮》的相继创刊，结束了《新青年》孤军奋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