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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2页）

另外，部署到位，落实扎实的工作方面也有欠缺。

客观因素有一些，刑侦骨干队伍素质的提高、基层民警侦查的素质的提高是一个课题，这牵扯到公安的基础工作了，是个长期任务。

总归，“8·19”

案在整个的侦查过程中，新疆打了一个漂亮仗。

采访张新枫时间上最短，因他马上要去开一个会议。

他认为这个案件的侦破，最主要的一条经验，就是走群众路线，是依靠群众，群策群力而取得的成就。

如果说有不足，也正要是依靠群众依靠得不够。

侦破这个案子，不是哪个人有多么神，这是集体的力量。

犯罪分子很凶残，在北京作案影响大，袭击部队，搞枪搞武器，当时有多种分析，不能排除他有针对军队的企图。

犯罪分子总会犯错误，他离开北京到新疆作案，是他最失败的一步棋。

他从北京到新疆，在新疆打响，我们抓住了破案的时机。

井案会上、正确划定了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二人的关系，很大的可能是一同劳改过的狱友。

地点，重点划定在石河子147团附近。

分析都很充分，预感到案子能拿下来。

一个关键地方，犯罪分子把枪包扔了，我们找到缝鞋匠，这是新疆精彩的一笔。

我们去了这个现场，当时犯罪分子还在准备阶段、这是确定犯罪分子落脚地的重要依据。

案子跨度大。

案子破了，是拼出来的。

赶在了9月5日七中全会开幕那一天。

我陪白景富副部长到石景山，到京西宾馆见到陶驷驹，向中央领导报告，中央领导非常高兴。

这个案件的侦破，不是偶然的，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逼迫犯罪分子无路可逃。

这是各地区抓紧工作的结果，是方方面面的专家对犯罪分子深入刻画的结果，是千万基层民警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这个案件的认识过程，北京经受的曲折比较多，这有个对案情的认识不断完善、不断深化的过程。

犯罪分子暴露一次，才能增加一些条件。

没有北京的长期工作，怎么能迅速认定犯罪分子一个北京人，一个新疆人？没有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个认识是得不出来的。

犯罪分子胆大，不慌，凶残。

是初犯吗？是新手吗？显然不是，各方面都像跟我们打过交道的人。

为什么上新疆，因为熟悉。

为什么熟悉？在新疆劳改过。

北京人在新疆劳改过，去找他过去的狱友。

这种分析，是站得住脚的，是科学的判断。

我们有些工作，甚至大量的工作，看上去是徒劳了，一些判断后来被否定，这也有其正面的效果。

有了大量的由现场提供的线索，就觉得这个人到头了。

虽然还没抓到，但在心里，他已经活了起来。

并案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以集中大家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