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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第4页）

操怒而杀之。

佗死后，操头风症未除，操因曰：“佗能愈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原耳”

。

曹操这话是说错了，操的头风病，即现代医学亦难为之根除。

华佗曾言操病，“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

，倒是符合事实之语。

但操枭雄，用政治手腕对待医人，是猜忌过甚了。

及后曹操爱子仓舒病困，操叹曰：“吾悔杀华佗，令此儿强死也”

。

设使当时华佗尚在，也未必能使仓舒起死回生，但若非膏肓之疾，也非没有治好的可能。

在古代，因有奇才异能而招致杀身之祸者，实所在不鲜，华佗之死，也是其中悲剧之一。

后　记

我生长在河北省定州市西南合村，儿时祖父授以古文旧史，我个人也喜读爱国英雄故事，尤嗜读《三国演义》，为了知晓三国人物的真实情节，也不时翻阅陈寿《三国志》中一些著名人物的传记。

我青年时顶佩服诸葛亮，至今犹老而弥笃。

我在学校主要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和历史文选课。

由于三国历时很短，我开选修课时不曾开《三国史》，而是开《秦汉史》，但也讲至三国鼎立局面形成以后。

我在西北大学学习时（1941至1945年），主要读先秦古籍，毕业后主要攻读秦汉史。

但，我对秦汉史的熟悉，远远赶不上三国史。

三国为时短，材料少，易掌握。

《三国志》为年青时所常读，故记忆比较牢靠。

曹孟德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

，我对此深有同感。

我于1983年从兰州大学回到河北，先曾打算在旧秦汉史讲义的基础上写成秦汉断代史，但因规模较大，眼高手低，力不胜任，乃转而写《三国史》。

我非常感谢人民出版社张作耀、张维训、乔还田、张秀平诸先生给我的帮助和教益，特别是维训先生自始至终给拙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亲自动手改正错误和不妥之处；而秀平先生首先提出建设性意见，尤令我永誌不忘。

安徽大学历史系王鑫义主任给我提过许多意见和要求，还寄赠他未曾发表的论著稿，使我获益非浅。

我幼时老师、乡前辈数学家赵慈庚老，对拙稿有关数学等部分，给以精心指导，感戴实深。

我年临古稀，余日无多，人之将死，其思也善，每念平生受教惠最多的是杨拱辰师；我作研究生时导师翦伯赞老亦多加关助。

其他师友，一事之助，一言之教，亦何尝不盘桓脑际，愧无以为报！

一生百无所长，唯读书思古最是心愿，颇悔素日为学律己不严，致老而无成，此区区拙稿，尚望海内同好，悯而教之，实为至幸。

马植杰（原名植仁）　　1992。

7。

6于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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