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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同全世界展开愉快合作的努力。

这种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解决冲突的方案方面取得进展……冲突的背景十分复杂，其过程也很惨烈，持续了二十多年……他们在结束敌意方面正在取得成功……”

乔治·马歇尔更加谨慎地继续说，“如果我们要拥有和平，如果世界要和平，那么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中国当前的努力一定要成功。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行动的方式。

如果中国对此置之不理，或如果有人千方百计阻挠其实现渴望已久的和平，那么努力将面临失败……今后几个月，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中国各###的派别，准确地将基本协定变成具体的合作，马歇尔直截了当地从具体的方面入手：中国内战各方必须停火，并计划为内战各方的武装装上保险。

为了进行民主实验，这位特使在重庆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

。

这个实验室建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上方的一个西式别墅中，别墅门前的石头上刻着“幸福花园”

四个汉字。

开始时，这位特使听得多，说得少。

他直言不讳、坦率正直，一直彬彬有礼。

不久，他的客人们都把他称为“老教授”

，中国人对别人的一种尊称。

一次，在会见一个民主联盟代表团时（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学者），马歇尔要求他们就民主问题提出建议，一名代表反问道：“什么是民主？”

马歇尔特使没有犹豫。

他说，“同一帮专家进行理论探讨是一种冒险，他们要我给民主下一个定义。

我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关于民主的定义五花八门……俄国人有一种，英国人还有一种，我们也有自己的定义……我可以对你们讲的只是许多美国人对于民主的看法。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体系，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在自己的事务中拥有发言权，言论自由的权力，和平###的权力，独立地，不受干预地处理我们自己事务的权力，除非干预了他人的权力……”

关于军事停火的会议作为试验开始了，这位特使坐在了会议主席和调停者的位置上。

在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右边是张群（四川成都人，为国民党###之一，张与蒋介石私交甚深，颇得蒋的信赖）。

在军事重组会议期间，这个机构出现了一个变化。

马歇尔仅仅作为顾问而坐在那里。

周恩来为共产党一方说话；张治中将军曾任蒋介石大元帅的副官，则为政府行事。

马歇尔的使命（2）

特使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

他喜欢提出问题，然后让各方阐述其观点，同时，他还经常将讨论引导到具体的事件，起草书面建议上。

在最恰当的心理关口，他会加些民主的催化剂。

中国认识到了马歇尔的诚意。

在他自己的国家和在巨大军事冒险面前，为了民主而作出了相类似的牺牲，他没有犹豫。

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他所在的参谋部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新闻控制。

马歇尔对他们说：“此时，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民族的命运就取决于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能力。

我们有资格，我们有能力完成我们的职责。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