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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

段祺瑞发现，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

情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

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

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

国民党上台，部分地学习苏俄，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

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民国的三个面相（4）

尽管在下降线行进，但作为外表的*制度，依然起作用。

当政者对于这个来自西方的制度还有相当的尊重，对于制度规定的公民自由，还是允许的。

虽然允许的程度不一样，北洋统治的多数时期，允许程度高一些，媒体骂政府，骂元首，尽管骂的很不堪，当政者也只好忍着。

国民党时期宽容度要低一点，但依旧允许民间自己办报办刊，顶多新闻检查时，发现关碍文字，开天窗就是。

杀记者的事，只有胡匪出身的张作霖才能做出来，连蒋介石这样的强人，对于跟自己唱反调的报人，比如申报的史量才，也只能采取暗杀手段对付，不敢公然封了人家的报纸，抓人入狱。

对于教育，北洋时代基本上奉行政府不干涉政策，任由学校自行其事，因此即便是国家办的国立大学，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都能得到保证，私立和教会大学自不必说，因此，这一时期有众多的野鸡大学，但也有不少一流的大学。

国民党虽然推行党化教育，但在学校师生的抵制下，最多只取得了表面的进展，安设一个并没有多少权力，且人人讨厌的训导处而已。

正因为如此，民国时期不仅文化艺术相当繁荣，而且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

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

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

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主义还是被允许的）。

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于当政者对作为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制的尊重。

应该说，一个“虚体”

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三，话语吊诡

进入现代以后，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

，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

和“阶级”

，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

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

逐渐退为“阶级”

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

一统天下。

“阶级”

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

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直接袭承*主义理论，稍有变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