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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4页）

在学校里，我曾经一度不再熟悉我父母的活动和他们的财政状况，不知道他们的经济状况已经好到了我无法想象的地步。

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我到剑桥（麻省理工学院所在地）最好的饭店去与他们会面，可以邀请很多学校里的同学或朋友（10到15个）一起来吃豪华大餐——我父母热情好客的天性再次获得尽情的展现。

后来我才知道，父母那时正在发达时期，他们采纳了薛先生的建议，投资股市。

1944年的一个夜晚，父母突然打电话给我，通知我他们已经从“河谷”

搬到“公园大道”

（即Park　Avenue；纽约市内另一个高级住宅区）的一栋豪华公寓里去了。

我推测那时候我父母已经相当富有。

从1942年到1944年，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平均上升超过了60个百分点。

任何人如果也像我父亲一样，在股市下跌的时候买进股票，那么他也能轻松地赚到6到8倍的利润。

1940年代中期真是我父母一起在国外生活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很多在上海的老朋友因为退休或者是做生意，这时都陆续来到了美国，所以，他们的社交圈子变得更大了。

那时候，薛家就是他们这个社会层次的活动中心，来客都是所谓的侨居美国的高等华人，主要有Walter　Kwok夫妇（是上海永安公司郭家的小儿子，跟我父亲当年就是打网球的朋友）、（浙江实业银行董事长李铭的侄子，当时任纽约中国银行行长）、Victor　Hoo（胡世泽，中国外交官，法国政治学院博士，1940~1945年间任中国驻瑞士大使馆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即毛泽东的同乡李国钦，华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老华侨，是当时旅美华商中最有实力者）、（无锡望族唐家的人）、Bang　Hsia（夏鹏，上海人，中国交通部的顾问，还是纽约环球贸易公司的副总经理）、（李国钦的弟弟，我父亲在上海时一起跑马的朋友）、（荣鸿三，上海面粉业和纺织业大王荣宗敬的二儿子，与父亲是多年的麻将、扑克朋友）、Alfred　Sze（施田生，著名外交家施肇基的儿子，当时在纽约银行界工作）、（环球贸易公司的人）、Victor　Yung（无锡荣家的外甥）、（贝祖诒，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董事长，曾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开会）、（席德懋，我丈人席德柄的哥哥，曾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李叔明，曾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杭州电器公司总经理、大同化学公司总经理）、（姚叔莱，张静江元配夫人姚蕙的弟弟，为张静江管理生意）、（宋子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文）、Soldmon　Leung（席德懋的女婿，与宋子良是连襟），以及卢芹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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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3）

他们经常去薛家的豪华住宅里打扑克、搓麻将、吃饭，每个星期都有好几次。

在合适的季节，赛马也还是一个受欢迎的日间运动，但是我父母还是经常和Walter　Kowk一起去游览各地名胜，他们对旅游和社交的爱好，保持到生命的最后。

尽管父亲忙于照看生意、寻觅值得收藏的古董、和朋友一起参与社区活动和比赛，但他从未忘记二叔公，他和母亲每个星期都要驾车15公里去看望他老人家。

抗日胜利以后，一些从上海过来的中国人就急着要回去，而我父亲却一点儿也不着急，因为他在纽约的生意进展良好。

父亲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六姑妈很负责地回家帮父亲料理各类事务，并在父亲不在上海的时候卖掉了他的房子来还债。

这些债务包括了父亲用一部分最好的钱币藏品作的抵押贷款以及在国外初期的一些花费。

其实，那时候如果我们立即回国，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压力。

那时候，父亲的生意还是不错的。

多年之后我才从母亲那里知道，在市场鼎盛时期，他们的股票价值40万美金。

按现在的价值来算，相当于350万美元，甚至更多！

悲哀的是，这些财富只是一个好梦，而好梦总是不长久的。

在1946年9月，美国劳动节后的那个星期二，当我们的财富经过四年半的累积几乎达到了1942年初的两倍的时候，股市开始暴跌。

这成了我们家后来漫长、悲伤而痛苦经历的开始。

母亲总是很果断也很实际。

在经历了股市的暴跌之后，她变得很紧张。

她敦促父亲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并且提醒他说，这样我们虽然损失了很多利润，但是剩下来的仍然使我们很富有。

然而父亲迟疑不决，他希望看到股票可以再次上涨。

后来的确上涨了一点，但没涨到他满意的程度。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就一直不景气。

因为他的投资是举债经营的（股票以极小的毛利购进），利润很快化为乌有，这样一来，父亲就更不愿意卖了。

我当时在外面读研究生，但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