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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第二部分（第2页）

他们也得不到同情——这种同情心在医务人员的身上很快就耗空了。

许多病人都很有钱，来自富有的家庭，显然财富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幸福和满足。

这是莫里永远不会忘记的经验教训。

我常取笑他说，他是对六十年代念念不忘的老古董。

他回答我，与现在相比六十年代并不太糟。

他在精神病医院干完后便去了布兰代斯大学，那时正要进入六十年代，在短短的几年里，校园成了文化革命的温床。

吸毒，性开放，种族歧视，反战示威。

阿比·霍夫曼去了布兰代斯，杰里·鲁宾和安吉拉·戴维斯也去了布兰代斯。

莫里的班上有许多激进分子。

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是，那些教社会学的教授不单单是教书，常常也卷入到社会和政治中去。

比方说，他们都持激烈的反战态度。

当教授们得知那些没有达到某一分数线的学生将被取消缓役资格时，他们便决定不给学生们打分。

当学校当局说，“如果你们不打成绩，这些学生就作不及格处理时，”

莫里提出了建议：“给他们全打Ａ。”

他们果真这么做了。

六十年代为校园带来了发展，也为莫里所在系的教授们拓展了思路，其中包括上课时开始穿牛仔裤和凉鞋，也包括把教室变成一个生气勃勃的场所。

他们改变了单一的讲课模式，更提倡讨论的学习方法。

他们不再追求理论而是推崇实践。

他们把学生送到南方腹地[13]去研究人权，送他们去内地城市做实地考察。

他们还去华盛顿参加示威游行，莫里经常和学生们一起乘坐公共汽车。

在一次外出的旅途中，他颇觉有趣地看见一些穿戴着长裙和爱情念珠的姑娘们把鲜花放入炮筒，然后坐在草坪上，合拢着双手，试图去感化五角大楼。

“她们打动不了五角大楼的，”

他后来回想道，“但是个不错的尝试。”

有一次，一群黑人学生占领了布兰代斯校园里的福特教学楼，并打出了马尔科姆·艾克斯[14]大学的横幅。

福特教学楼设有化学实验室，校方担心那些激进分子会在地下室里制造炸弹。

莫里心里比他们清楚。

他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人需要意识到他们的存在价值。

僵局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而且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