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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4页）

，而是“将俘虏押送到后方”

。

这就相差很远了，究竟谁对，谁错？尽管他们都否认“处死俘虏”

，但同是有关人员的谈话，却大相径庭。

据说，　山田旅团长让来自军司令部进行巡视的宪兵军官看了大批俘虏，　说：“你看，这些俘虏能杀吗？”

而且，听说俘虏了一万五千名残兵败卒的两角联队长素以有人情味的部队长而闻名（现已去世）。

他们这样一些旅团的首脑人物，不知为什么，却为释放俘虏而苦思焦虑。

然而，作为旅团长，果真能这样擅自采取行动吗？“处理掉俘虏”

，这是军司令部的命令。

要违抗这项军司令部的命令，当然需有必要的思想准备。

即使这项命令出于那个担任上海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长中佐的异常自信的独断决定，总之也是以军司令官朝香宫的名义发出的命令。

旅团长对这项军司令部和师团的命令置之不理，以自己的擅自决定来释放一万多名俘虏，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想象的。

结果枪杀了俘虏，而本来是预定要释放俘虏并把他们送到对岸的——山田部队的部分军官这样对铃木明说。

他们难道不是十分内疚地强忍着而不愿说出其真相吗？在审判时，应对事件负责任的人，如果其证词没有附上客观的证据，反而会显得缺乏说服力，这是常识。

因此，关于这起事件，当时肯定是很需要有士兵这样的有关人的证词。

我想，在两角部队的士兵中，尽管有不少人对俘虏是“处理掉”

还是释放问题一无所知，但对押送俘虏走一、两公里路却费了几个小时，这一点可能是会记忆犹新的。

如果能了解个中的情况，那就更能清楚地判断秦贤助所记述的文章之证据资料的价值，而他的文章说两角部队根据军司令部的命令屠杀了一万五千名俘虏。

此外，这已是三十五年前的事，谁也难免会记得不那么确切。

例如铃木明说，尽管坂本明确地说秦贤助是在一九三九年从军的，但他本人在攻陷南京时从军参加两角部队，却对该部队抓了大批俘虏而无法处置一事也“全然不得要领”

。

铃木明说：“从其面部表情来看，我不能说他在撒谎，看来多半是真的不知道。”

与其说不知道，不如说可能已从记忆中消失了，或坂本也不想讲出这起事件的真相来？

铃木明在采访中，也采访了曾攻占幕府山炮台的角田中队长，听到的内容，与平林和铃木（现居仙台）的谈话大同小异。

不过，在此前一天，铃木明事先没有联系就去访问角田。

据说角田醉醺醺的，说话颠三倒四，但那时角田目不转睛地盯着铃木明说：“是我！

我就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凶犯，你从谁那里听到这件事的？”

而且，他还对其妻子说：“怎么样？我和你，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一起到中国去道歉”

　（单行本《“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第1○○至二○一页）。

据铃木明说，喝得酩酊大醉的角田说话时“颠三倒四”

。

但是，他在三十五年前的处境非常困难，作为当时“内疚于心而活着的”

与事件有关的人员的证词，是头脑清醒时斟字酌句地谈话，还是醉后随口而言，吐露了事件的真相？我们至今也很难作出判断。

就提出证据的方式，本·达桑批评了《中国之旅》的著者本多胜一的态度，说：“为了使人在证据面前表示沉默，提出的证据都是说明同一情况的，而省略、剔除了不说明同一情况的证据”

（《诸君》，一九七二年六月号，第二五一页）。

但是（本多胜一在《诸君》同年四月号上提出四个有关“砍杀百人”

比赛的证据，所谓“省略、剔除”

那“不说明同一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