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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你究竟做了什么啦？”

“什么也没做。”

“不可能，一定搞错了。

什么也没做的刑期只有3年而已。”

么，两人的下场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假如两人同时认罪，那么，他们都将被判处这一罪名的标准刑罚——10年徒刑。

①现在设想乐队指挥的思路。

他知道柴可夫斯基要么招供，要么拒不认罪。

假如柴可夫斯基招供，乐队指挥若是拒不认罪或招供，与之对应，他会被判处25年或10年徒刑，相比之下，对他来说招供的下场显然略胜一筹。

假如柴可夫斯基拒不认罪，乐队指挥若是同样拒不认罪或招供，与之对应，他会被判处3年或1年徒刑，相比之下，对他来说招供的下场仍然略胜一筹。

由此可见，招供显然是乐队指挥的最佳做法。

而在捷尔任斯基广场（Dzerzhinsky

Square）另一个单人牢房里，柴可夫斯基也在做同样的盘算，得出同样的结论。

当然了，结果是两个人同时招供。

之后，当他们在古拉格群岛（Gulag

Archipelago）流放地见面，说出各自的经历后，比较一番，就会发现，他们其实吃亏了。

因为，假如他们两人都拒不认罪，他们两人的刑期都会大大缩短，早日重获自由。

假如他们在接受审问之前有机会见面好好谈清楚，那该有多好，他们一定会同意拒不认罪。

不过，接下来他们很快就会意识到，无论如何，那样一个协定也不见得管用。

一旦他们被分开，审问开始，每个人内心深处那种企图通过出卖别人而换取一个更好判决的想法就会变得非常强烈。

这么一来，他们还是逃脱不了最终在古拉格相遇的命运，大概还会在那里好好算一账，看看谁欠谁更多。

这两个人究竟有没有可能取得足够的相互信任，从而达成双方都希望看到的结果呢？

许多人，许多企业，乃至许多国家，都曾经吃过囚徒困境之苦。

看看生死枚关的核军备控制问题吧。

每个超级大国最希望看到的结果都是另一个超级大国销毁核武器，而它自己则继续保留核武器，以防万一。

最糟糕的结果莫过于自己销毁核武器，而别人却依旧全副武装。

因此，无论另一方怎么做，自己一方仍然倾向于保留核武器。

不过，它们双方也有可能一致认为，双方同时销毁核武器的结果会比一方销毁而另一方不销毁的结果更好。

现在的问题在于决策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双方一致希望看到的结果出现在各方都选择各自比较糟糕的策略的时候。

假如各方都有很明确的想法，打算突破有关协定，私底下发展自己的核武器，①

实际刑期是3653天，因为“额外的3天是闰年多出来的时间”

（A．Solzhenitsyn，One　Day　in　the　Life　of

Ivan　Denisovitch，　1962）。

还有没有可能达成各方一致希望看到的结果呢？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其中一方来一个思维方式的根本改变，才能推动世界回到裁减核军备的轨道上去。

本着为自己的舒适生活、安全乃至生命着想，我们都有必要了解如何走出囚徒困境。

在第4章，我们还会探讨一些类似的方法，看看这些方法什么时候可能有效，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