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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3页）

我小时候听家乡人说，懂得红毛语去香港、澳门找事做方便得很，现在我们英语这么熟练，还怕找不到事做？我就担心那些没有出过国的官员乱管，他们对国外的科学技术根本不了解，就是我们学的东西他们也不清楚，怎么用我们呀？

詹天佑说：“能否用我们应该与是否出国无关，最主要的是心态，当初曾文正公不是也没有出国吗？他那么热心推动我们出洋，不就是出于一片公心吗？”

梁敦彦说：“你说的这倒也是，希望朝廷的那些官老爷们能体谅我们这些留学幼童报效国家的一片血忱。”

詹天佑说：“是啊，真是一片血忱！

当初曾文正公推动幼童留学就是因为在天津教案中吃了外国人的亏，才不惜自己年老体病，花那么大精力与李鸿章大人规划幼童出洋肄业事宜。

即使是弥留之际也念念不忘，富民强国之血忱，真是感动苍天。

我们在上海的出洋肄业局与在哈德福的驻洋肄业局，很多事务都是他生前详细规划的。

今天，我们没有辜负曾文正公，虽身居海外多年，但报效国家之血忱未减。

实愿皇天厚土，莫负我心！”

梁敦彦说：“喂！

天佑，你回到上海后第一件想做的事是什么？”

詹天佑看了梁敦彦半天，说：“你怎么问起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

自从容闳大人从香港把我带到上海以来，我的所有活动都是由大人们安排，这次回到上海，我想官府应该也会安排我们的活动吧。

如果我自己能做主做事的话，我倒真想去曾文正公坟头去上柱香！”

梁敦彦说：“要去给曾文正公上香并不容易，他葬在他的家乡湖南，离上海有数千里之遥，听说容闳大人都没有去过。”

詹天佑说：“其实，是否上香倒不是最重要的，我们谁都没有见过曾文正公，而我们享受到了他的恩情。

人啊，最重要的，还是要不忘本啊。

要是能修一条铁路从上海通到曾文正公家乡，那我们去上香会方便许多啊。”

梁敦彦说：“是啊，我们能出洋真是全赖曾文正公，幼童出洋对曾文正公个人而言，只有风险，没有私利，四期赴美幼童中不仅没有他自己的子弟，甚至连他的家乡湖南省都无一人，这说明他考虑事情完全不是从个人及自己的子孙后代着想，而真正考虑的是国家的未来啊。

如果大清国的官老爷们都能象他那样，不计个人得失，不计眼前利益，处处为国家的长远发展着想，那该多好啊！”

詹天佑说：“听容闳大人发牢骚时说过，朝中有很多官员都是些窝囊废，除了吹牛拍马之外，什么都不会，不管是用人也好，做事也好，一切以对自己是否有利为标准，根本不考虑国家和公众利益。”

梁敦彦说：“这个没有办法。

因为官员考虑事情就是这样，不管做什么，首先考虑的就是，是否能稳住自己的权位，至于其他都不重要。

所以上行下效，吹牛拍马已成大清国官场习气。

听说，那些不吹牛拍马的人，一门心思就想升官，有的人不懂装懂，欺上瞒下，有的人官升不上去，就整天怨天尤人，除了吃喝嫖赌，什么都不会、不做，地地道道的酒囊饭袋，根本不懂正业，不务正业。”

詹天佑说：“容闳大人不是说过吗，有些人因为在官场上不会应对，被人看不起，当作书呆子的算走运，很多人被当作傻瓜呢。”

梁敦彦说：“听说大清国官场喝酒很重要，有些人就靠在酒席间的巧舌如簧而连连升官呢。”

詹天佑说：“敦彦，说实在话，如果有一天有机会能做官，你会做吗？”

梁敦彦：“当然做，为什么不做？官总是要人做的，在我们国家，不做官是做不了事的，我们这些想做事能做事的人不做官，那些想做官不能做事或者做坏事的人就有机可乘。

也许，我们改变不了整个官场习气，但至少可以在我们一点一滴的工作中做些正气的事情。

你不想做官呀？”

詹天佑说：“你想做官，我怎么就不想呢？只是我担心，那些身在高位的官员们会怎样看待我们，会不会把我们看作红毛子？”

两人相互看了一眼，会心地笑了起来。

梁敦彦说：“不会吧，你看，你我的这身装扮不是典型的大清国文童吗？再说，这么多年来，我们的四书五经学得也不错吧，我们的毛笔字都写得那么好，有哪一点比那些秀才、举人们差呢？说不定，我还会报名考个举人或进士什么的。”

詹天佑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应感谢区谔良、容增祥、吴嘉善及众位中文教习呢。”

梁敦彦说：“天佑，你真是个大好人，总是想到别人的好处，你要知道，他们领了朝廷的俸禄，监督我们学汉文是他们的职责。

但他们把我们幼童中一些美国化的现象告诉李鸿章大人，反映到国内，有夸大其词之处，特别是吴嘉善大人，他对我们的意见不就是因为有人不对他下跪引起的吗？这就使我们在美国的整体留学计划半途而废。

罪不可恕啊。”

詹天佑说：“可是，回到国内，老百姓和下级官吏见上级官员都是要下跪的，中文教习反复向我们说过。

所以，我们那些执意不肯下跪的幼童自己也有责任，既然肄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