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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部分（第2页）

时代两更，星霜四易，爱新觉罗之政权早失，自无故宫禾黍之悲。

中华帝国之首出有人，复睹汉宫威仪之盛，废兴各有其运，绝续并不相蒙，况有虞宾恩礼之隆，弥见兴朝覆育之量，千古鼎革之际，未有如是之光明正大者。

而我皇帝尚兢兢以惭德为言，其实文王之三分事殷亦无以如此。

而成汤之恐贻口实固远不逮兹，此我皇帝之德行所以为敻绝古初也。

然则明谕所谓无功薄德云云，诚为廉抑之过言，而究未可以遏抑人民之殷望也。

至于前此之宣誓，有发扬共和之愿言，此特民国元首循例之词，仅属当时就职仪文之一。

差当日之誓词，根于元首之地位。

而元首之地位，根于民国之国体，国体实定于国民之意向，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民意共和，则誓词随国体为有效；民意君宪，则誓词亦随国体为变迁。

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

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

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

我皇帝惟知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为准的，初无趋避之成见，有何嫌疑之可言，而奚必硁硁然守仪文之信誓也哉。

要之我皇帝功崇德茂，威信素孚，中国一人，责无旁贷。

昊苍着佑，亿兆归心。

天命不可以久稽，人民不可以无主。

伏冀撝衷勉仰，渊鉴早回，毋循礼让之虚仪，久旷上天之宝命。

亟颁明诏，宣示天下，正位登极，以慰薄海臣民喁喁之渴望，以巩固我中华帝国万年有道丕丕之鸿基。

总代表不胜欢欣鼓舞恳款迫切之至。

除将时今发还本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等件，仍行赍呈外，谨具折上陈，伏乞睿鉴施行。”

袁的洪宪称帝，两揖一让就在民国4年12月11日一天之内完成。

民国4年12月12日，袁发表接受帝位的申令：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但亿兆推戴，责任重大，应如何厚利民生？应如何振兴国势？应如何刷新政治跻进文明？种种措置，岂予薄德鲜能所克负荷？前次掬诚陈述，本非故为谦让，实因惴惕交萦，有不能自己者也，乃国民责备愈严，期望愈切，竟使予无以自解，并无可诿避！

第创造弘基，事体繁重，洵不可急遽举行，致涉疏率，应饬各部院就本管事务会同详细筹备，一俟筹备完竣，再行呈请施行。

凡我国民，各宜安心营业，共谋利福，切勿再存疑虑，妨阻职务，各文武官吏，尤当靖共尔位，力保治安，用副本大总统轸念民生之至意！

除将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推戴书，及各省区国民代表推戴书，发交政事堂，并咨复全国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代行立法院外，合行宣示，俾众周知！

此令。”

七十五、皇帝总统

于是袁大总统成了袁大皇帝——时间是民国4年12月12日。

从这一天起，中国政坛上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既有总统，又有皇帝，既不是中华民国，又不是中华帝国，所以在公文上便显得异常混乱。

如奉天将军段芝贵首先称臣，袁手批“不当称臣”

。

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奏折文字庄严，抬行写“奏请皇帝陛下圣鉴”

。

袁也说登基大典尚未举行，称臣称皇帝陛下都不恰当。

不过，从这个时候起袁就不喜欢别人再称为总统。

自4年12月17日起，北京《政府公报》不再见有“大总统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