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文67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双城记往（第3页）

但是初去香港，却面临一大挑战。

英语和粤语并行，西方和东方交汇，左派和右派对立，香港确实是充满矛盾而又兼容并蓄的地方：两岸下棋，它观棋，不但观棋，还要评棋。

我去香港，正值“文革”

末期，……中文大学的学生会，口号是“认祖关社”

（认识祖国，关心社会），言论完全追随新华社，对台湾的一切都予否定。

从九龙乘渡轮去香港，中国银行顶楼垂下的大红布条，上书“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在波上赫然可见。

……

在那种年代，一个敏感的艺术心灵，只要一出松山机场，就势必承受海外的风雨。

香港，中国大陆统战的后门，在“文革”

期间风雨更大。

首先，你发现身边的朋友都变了。

於梨华学妹进入大陆的前夕，在香港和我见面，席间的语气充满了对“新大陆”

……的乐观。

温健骝，我在政大的高足，准备研究《金光大道》做他的博士论文，并且苦谏落伍的老师，应该认清什么才是中国文学的大道。

唐吉诃德方欲苦战风车，却发现桑丘·庞沙，甚至罗西南代都投向了磨坊的一方，心情可想而知。

然后是左报左刊的围剿，文章或长或短，体裁有文有诗，前后加起来至少有十万字，罪名不外是“反华”

“反人民”

“反革命”

。

有一首长诗火力射向夏志清和我，中间还有这样义正词严的警句：你精致的白玉苦瓜，怎禁得起工人的铁锤一挥？时间到了，终难逃人民的审判！

上课也有问题。

我教的一门“现代文学”

，范围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选课的学生少则五六十人，多则逾百。

可是坊间的新文学史之类，不外是王瑶、刘绶松所著，意识形态一律偏左，从胡适到沈从文，从梁实秋到钱锺书，凡非左作家不是否定，便是消音，没有一本可用。

我只好自编史纲，自选教材，从头备起课来。

还记得在讲新诗的时候，一位左倾的学生问我，为什么不选些当代进步的诗人。

我正沉吟之际，班上另一位学生却抢着说：“那些诗多乏味，有什么读头？”

问话的男生拗不过答话的女生，就不再提了。

那女生，正是黄维樑的妹妹绮莹。

每学期末批阅学生的报告，也是一大工程，不但要改别字，剔出语病，化解生硬冗赘的西化句法，更要指出其中史观之浅陋、评价之失当，在眉批之外，更要在文末撮要总评。

有一年的暑假，几乎就整个花在这件事上。

终于渐见成效，学生的流行观念渐见修正。

如此两年之后，四人帮下台，“文革”

结束，香港的大学生们才真正重新“认识祖国”

。

也就在这时，梁锡华与黄维樑新受聘于中文大学，来中文系和我同事。

我们合力，纠正了新文学教学上肤浅与偏激之病，把这些课程渐渐带上宽阔的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