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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编 我看见风的去处 文章与前额并高（第1页）

自从十三年前迁居香港以来，和梁实秋先生就很少见面了。

屈指可数的几次，都是在颁奖的场合，最近的一次，却是从梁先生温厚的掌中接受《时报文学》的推荐奖。

这一幕颇有象征的意义，因为我这一生的努力，无论是文坛或学府，要是当初没有这只手的提掖，只怕难有今天。

所谓“当初”

，已经是三十六年以前了。

那时我刚从厦门大学转学来台，在台大读外文系三年级，同班同学蔡绍班把我的一沓诗稿拿去给梁先生评阅。

不久他竟转来梁先生的一封信，对我的习作鼓励有加，却指出师承囿于浪漫主义，不妨拓宽视野，多读一点现代诗，例如哈代、豪斯曼、叶芝等人的作品。

梁先生的挚友徐志摩虽然是浪漫诗人，他自己的文学思想却深受哈佛老师白璧德之教，主张古典的清明理性。

他在信中所说的“现代”

自然还未及现代主义，却也指点了我用功的方向，否则我在雪莱的西风里还会漂泊得更久。

直到今天我还记得，梁先生的这封信是用钢笔写在八行纸上，字大而圆，遇到英文人名，则横而书之，满满地写足两张。

文艺青年捧在手里，惊喜自不待言。

过了几天，在绍班的安排之下，我随他去德惠街一号梁先生的寓所登门拜访。

德惠街在城北，在中山北路三段横交，至则巷静人稀，梁寓雅洁清幽，正是当时常见的日式独栋平房。

梁师母引我们在小客厅坐定后，心仪已久的梁实秋很快就出现了。

那时梁先生正是知命之年，前半生的大风大雨，在大陆上已见过了……早已进入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

他的谈吐，风趣中不失仁蔼，谐谑中自有分寸，十足中国文人的儒雅加上西方作家的机智，近于他散文的风格。

他就坐在那里，悠闲而从容地和我们谈笑。

我一面应对，一面仔细地打量主人。

眼前这位文章巨公，用英文来说，体形“在胖的那一边”

，予人厚重之感。

由于发岸线（hairline）有早退之象，他的前额显得十分宽坦，整个面相不愧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加以长牙隆准，看来很是雍容。

这一切，加上他白皙无斑的肤色，给我的印象颇为特殊。

后来我在反省之余，才断定那是祥瑞之相，令人想起一头白象。

当时我才二十三岁，十足一个躁进的文艺青年，并不很懂观象，却颇热衷猎狮（lion-hunting）。

这位文苑之狮，学府之师，被我纠缠不过，答应为我的第一本诗集写序。

序言写好，原来是一首三段的格律诗，属于新月风格。

不知天高地厚的躁进青年，竟然把诗拿回去，对梁先生抱怨说：“您的序，似乎没有特别针对我的集子而写。”

假设当日的写序人是今日的我，大概狮子一声怒吼，便把狂妄的青年逐出师门去了。

但是梁先生眉头一抬，只淡淡地一笑，徐徐说道：“那就别用得了……书出之后，再跟你写评吧。”

量大而重诺的梁先生，在《舟子的悲歌》出版后不久，果然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长一千多字，刊于一九五二年四月十六日的一家刊物。

那本诗集分为两辑，上辑的主题不一，下辑则尽为情诗。

书评认为上辑优于下辑，跟评者反浪漫的主张也许有关。

梁先生尤其欣赏《老牛》与《暴风雨》等几首，他甚至这么说：“最出色的要算是《暴风雨》一首，用文字把暴风雨的那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都描写出来了，真可说是笔挟风雷。”

在书评的结论里有这样的句子：

作者是一位年轻人，他的艺术并不年轻，短短的《后记》透露出一点点写作的经过。

他有旧诗的根柢，然后得到英诗的启发。

这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条发展路线。

我们写新诗，用的是中国文字，旧诗的技巧是一份必不可少的文学遗产，同时新诗是一个突然出生的东西，无依无靠，没有轨迹可循，外国诗正是一个最好的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