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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2页）

因为每次长达四十多天，天天全国直播，收视的观众上亿。

我已经不能不借助于这么大的高台，来呼唤天籁。

歌手都很年轻，绝大多数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拥有大专学历。

但是，一旦让他们谈谈自己、谈谈父母、谈谈家乡、谈谈音乐，立即出现一种惊人的景象。

多数人都不假思索，随口吐出，用词华丽，充满了成语、形容词和排比，却又都严重雷同。

他们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说得多么虚假和空洞。

不管你怎么追问，他们还给你的，是加倍的虚假和空洞。

我不能不对着电视镜头严峻地讲评道：“你说了那么多描述妈妈的话，但很抱歉，我觉得你对自己的妈妈还缺少感情。

因为你和其他四位歌手描述妈妈的话几乎完全重复，而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全重复的妈妈。

因此，尽管我相信你心中有一个真妈妈，但你口中的妈妈是一个假妈妈。”

我又对另一位歌手说：“问了你三遍最早学歌的原因，你讲的都是宏大词汇，什么历史的审美需求、时代的文化趋势，却与你自己的着迷无关。

自己不着迷，可以从事别的职业，却不能是艺术。”

我还一次次要求他们，能不能把他们挂在嘴上的那些句子，像“受众心理的定格”

、“第三维度的判断”

等说说明白，换成正常人的语言。

当然，我没有让这些歌手在文化素质的考评中及格。

但我反复说明，这主要不是针对他们个人，我是在为一种越来越得意、越来越普及的伪文化打分，他们只是受害者。

受害者很多，从学校到官场都未能幸免，就像一场大规模的传染病。

文化的传染病比医学上的传染病更麻烦，因为它有堂皇的外表、充足的理由、合法的传播，而且又会让每一个得病者都神采飞扬、炯炯有神。

对于这样的疫情我已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个能让很多人听得到、看得见的高台上呼喊几句：这是病。

有不少文化人原先很不赞成我参加这样通俗的电视活动，发表文章说让一个资深学者出来点评年轻人的文化素质，是“杀鸡用牛刀”

，可见他们都不在意疫情的严重和紧迫，因此也无法体会我急于寻找高台的苦心。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说，只有得过重病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健康，同样，只有见到过真正健康人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疾病。

真是天助我也，正当我深感吃力的那些日子，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歌手来到了我的高台边。

他们从服饰、语言到歌声都是原生态，从家乡走到县城都要花几天时间，却长途跋涉地来到了北京。

他们显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一开口就把所有人的耳朵勾住了。

热闹的赛场里立即出现了远山丛林间的夜风豪雨，以及一切生命的质朴起点。

每支歌唱完，是我与歌手对话的时间，全国电视观众都在倾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