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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章 与包拯式人物滕元发的交情（第2页）

章传道这人，只知道是个闽人，其余不详，不过在后来此人与苏轼还有着交集。

前一阵子，在登诸城县东南四十五里的卢山时，章传道还与苏轼等人唱和《卢山五咏》，苏轼在杭州时，就开始了与老章的交往，此人估计也是科班出身，诗写的也不会赖，要是不入流，苏轼也不会与之唱和。

祈完雨的苏轼，面对新法对底层民众的干扰，常常是夙夜忧叹，天灾已除，但人祸仍在持续上演。

这时候，苏轼想起了自己的老朋友、湖州人刘述（字孝叔）。

如今这位因与王安石不和而被贬外任的官员，已由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知州转而赋闲提举崇禧观，成了一位啥也不管的甩手掌柜。

在湖州时，刘大人曾陪同苏轼到处游玩，志同道合的二人自然有说不完的共同语言，特别是在对新法上，更是看法出奇地一致。

于是，苏轼就提笔写下了一首二十二韵，一韵到底“上声七虞”

韵的七言长诗，寄给了刘述，将自己心中的郁结一股脑地讲给了刘述听。

这首苏轼作于熙宁八年四月十一日的长诗，除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外，还对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至少在反动派看来）。

当时的情形是：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出发点无疑是好的，结果事与愿违。

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如今竟先后转而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心急火燎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

之意。

十一月朝廷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

，“取鼍（扬子鳄）皮以张战鼓”

，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

而这一切的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

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

，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

，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神宗虽然对民间疾苦有着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加上吏能浅薄，并未取得任何的实效。

如今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苏轼也是“斋厨索然”

，不堪其忧，只得时常与通判刘廷式（字得之），沿着古城废圃，采摘一些杞菊借以裹腹，过着“揽草木以诳口”

凄惨的生活。

在诗中，苏轼称颂了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

如今的时局和自己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

的劝告，但自己却“未肯衣冠挂神武”

，没能挂冠而去、归隐故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