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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最大的爱（第2页）

一个大雪的冬夜，当诗人从外面回到家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幼子已经饿死。

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甫陷贼，逃脱之后奔赴肃宗行在，被授予左拾遗官职，不久又因房琯案忤旨，几乎被杀。

后投奔友人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在成都居住四年，这四年应该是杜甫一生中最安定幸福的四年，但是仍然生活艰难，草堂破陋，“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

严武虽是杜甫挚友，但性格凶暴，多次想杀杜甫，赖严武母亲救护，杜甫才幸免于难。

四年后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带着家人登上了那条漂泊的船。

就在写完《又呈吴郎》的第三年，杜甫在湘江支流的一条船上去世，时年五十八岁。

苦难对人的影响，无非三种：最下者埋怨命运不公，由怨天尤人而到仇恨外物，于是堕入魔道；中者以此为动力，改变自己命运，但是若存心不厚，也可能沦为于连之属，即使有朝一日得志，也必为小人；最上者，因其对苦难体会良深，于是更能理会别人之苦难，甚至在面对别人苦难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苦难，这样的人，命运依旧坎坷，身份依旧卑微，但是灵魂却因此而不朽。

杜甫就是这样的人。

凡俗人如我辈，能做到中者已属上乘，于是，现在依稀明白，杜甫为何被称为“圣”

了。

因为他对自然、对万物、对人，有一种近乎执迷不悟的爱，无视自己的命运和苦难，无视自己的颠沛流离，当他对比自己更苦难的人毫无矫饰地表现这种爱的时候，仿佛自己已经是钟鸣鼎食的王公，也许他的确是的，在精神上，他永远是富翁，因为他拥有这样博大的爱。

想起以前读《南史》时看到的陶渊明的一段故事：陶渊明在当那个只能挣五斗米的彭泽令时，没有带家人一起上任。

在他任职期间，有一天，他送了一个仆人给儿子，并附上一封信，信里说：

“我把这个人送给你，帮你做些粗活，他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你一定要善待他……”

在我心中，陶渊明的这段话远比他已经被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厌恶官场黑暗之类的口号诗句要伟大得多。

因为与其空泛虚伪地高谈政治，不如把眼光放到自己身边，真正去关心那些需要关心的人。

时隔一千多年，郑板桥在一封家书里面也告诫道：

家人（家里的佣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他。

凡鱼飧果饼，宜均分散给，大家欢嬉跳越。

若吾儿坐食好物，令家人子远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齿；其父母见而怜之，无可如何，呼之使去，岂非割心剜肉乎！

夫读书中进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我们的教育，更多的是教孩子做个强人，从智力到能力，从身体到才艺，据说这个社会是个竞争的社会，如果不能比别人强，就会被抛弃被淘汰，而要不被别人淘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淘汰别人，甚至为此不惜任何手段。

于是我不禁悲哀地想到：我们的教育，本质上还是以人为敌的教育。

可是，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教育的终极是什么，我想，从杜甫，从陶渊明，从郑板桥这里，我们能够得到一些启示。

在天地间，有一种最大的爱，它能超越时间，超越空间，超越任何意识形态，成为永恒的温暖，成为永恒的阳光，它让我们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也为自己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