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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3页）

由于政府的压迫，总盟和分会的十多个执委或者转向，或者消沉，或者敷衍应付，后来骨干分子只剩下四五人，这中间就有鲁迅。

1933年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铨突然遭到暗杀。

杨铨死后不久，同盟的活动便告中止；经过大半年的挣扎，一个民间团体也就在白色恐怖中被扼死了。

在杨铨入殓的当天，鲁迅不顾朋友的劝阻，同许寿裳一起前往万国殡仪馆。

他走时不带钥匙，实际上已经做好了随时遭遇不测的准备。

接着，谣言四起，报纸还披露了一份“钩命单”

，每个名字下面都注有代号，而他和杨铨的代号正好相同。

鲁迅致信朋友说：“据闻在‘白名单’中，我也荣获入选”

，“继杨杏佛而该死之榜，的确有之”

。

但他推断，此种恫吓，其中至少有一半乃“文氓”

所为，所以决定不搬家，不避居，继续他的没有团体的战斗。

5。

鲁迅与胡适的分歧所在

继上海民权保障同盟成立之后，北平成立了分会，胡适被推举为分会的执委主席。

后来，在释放###，以及监狱的考察等问题上，他与总盟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首先，他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反对总盟关于释放###的主张。

文章说：“把民权保障的问题完全看作政治的问题，而不肯看作法律的问题，这是错的……前日报载盟的总会宣言有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一切###’的话，这正是一个好例子。

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

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和反抗政府的行动。

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

鲁迅注意及此，曾特地托请台静农将这篇“攻击民权同盟之文章”

找到寄给他。

在与《字林西报》记者谈话时，胡适还继续指责民权保障同盟不应当提出不加区别地释放一切###，免予法律制裁的要求；并且认为，政府“有权去对付那些威胁它本身生存的行为”

。

胡适的这些言论，哪里像“英美派”

的自由主义言论呢？在英美，反对政府倒是并不构成犯罪的。

胡适如此为反动政府张目，分明将英美的“自由宪章”

中国化了，法西斯言论庶几近之。

鉴于胡适这种反对会章，攻击会务的表现，总盟临执会曾两次致电要求他作出解释并公开更正，他没有答复。

为此，民权保障同盟开会通过决议，开除了他的盟籍，这就是费正清叙述说的，“正如往常那样，胡适作为北京头号自由主义公民不得不就此后退。”

比较胡适一流学者，鲁迅没有那类论人权一类堂而皇之的论文，但是，他的宣言，他的记叙文，文化随笔，更不必说杂感，几乎都在说人权主题：压迫和反抗。

关于人权问题，鲁迅确实在著作中形成了一套反理论型态的理论。

第一，中国的人权问题其实是奴隶权问题，奴隶的解放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