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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饥饿逼得许多人不得不去做“贼”

。

在春天青黄不接时，我母亲为了一家四口有填肚子的，也跟同三四个年龄相仿的中年女人结伴，半夜各带着一只大江竹篮，去镇外集体的田里去偷了两次紫云英（当地叫“红草”

），第一次偷了满满一篮，尽管当时有许多人因为无粮多吃了绿色菜蔬得了脸发青发紫的“青紫病”

，饥饿难熬的我们一家，每人一碗煮熟的“红草”

，吃得还是比现在的山珍海味还要享受。

第二次母亲提篮再与人结伴去偷时，没料到已有人在看守，快装满一篮红草时被发现了，她们怕被抓住，拼命逃跑，只能丢弃装着红草的竹篮。

母亲逃回家冲进门后，惊惶地把大门关上，背靠门板上气不接下气地急喘，脸色惨白……那情景，像用利刀刻到了我记忆里。

平时拎篮上街买菜的“街上人”

，竟拎篮去偷红草，身份和心境有了天壤之别。

母亲拎的那篮子，装着的实是她对全家人的爱呵。

第二年，食品依旧紧缺，样样是昂贵的黑市价，二十一岁的我虽是当了教师，月工资仅三十元，一斤胡萝卜黑市价竟要卖一元八角，那点钱怎够饱一家人的肚子？母亲要我用一个月工资做本钱，和弟弟同到十里外的舅家村上去，找捕鱼的远房舅舅收点鲫鱼到镇上来卖，想赚点钱。

星期天，我和十八岁的弟弟各拎一只大江竹篮起黑早出发，到那儿顺利地收到了近四十斤鱼，装了两篮，各人臂挽一篮往回走。

那时这种贩卖是“投机倒把”

，犯禁，我们在篮上盖了破衣裳，大路不敢走，专走小路，尽量避着人们的眼睛。

才走了一里多路，一个驾牛耕田的中年汉子突然放下犁蹿过来拦住我们，强行揭开我弟弟拎的那只篮上盖的旧衣裳，凶狠地说我们是投机倒把，强夺我弟弟拎的一篮鱼说要去大队部。

我弟弟幼时生过脑炎，智力不如常人，小学都没能念毕业，左臂也落下残疾，却容易激动，拼命拉住篮绊破口骂：“操你娘，怪你什么事？日你娘……”

那汉子黑脸、鹰目、连腮胡子，身强力壮，一股横蛮的气势；我也是文弱书生，兄弟俩绝对敌不过他，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为缓和冲突，我狠狠打了弟弟两个耳光，呵斥他不该骂人，连连对那人说对不起。

幸好有个年轻人走过来，帮我们说话，那汉子才勉强让一步说：“我要吃活鲫鱼！”

我就给了他两条大鲫鱼，才算了事。

臂挽两篮鱼到家，篮绊粗硬的篾把我俩臂弯都勒出了一道道带血印的凹糟，但这只是皮肉痛；弟弟被我打的左边脸颊那红红的手印，是心头的痛。

那回，那年轻人与我们同路上小镇，路上告诉我，中年汉子与他是同村，其实当过长工，是贫农，也没犯过什么大错，仅是为人强横，土改时划定成分，村干部歪曲政策，竟把他硬划为“坏分子”

。

那时的“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

称做“五类分子”

，是“阶级敌人”

。

他受冤头上戴着政治黑帽子，遭遇了不公，却还借政治气候欺侮我们，实在也是鲁迅笔下的悲剧型性格，令人感到悲哀。

这些与竹篮相干的痛，深深植根于我心底，至今触摸不得。

近二十年，竹篮渐渐在城镇居民生活中消失了。

如今买菜或者买早点，没人再拎竹篮，每买一样，店主、摊主都会给用塑料薄膜方便袋装上。

老伴去一趟菜市场，总要带回五六个甚至七八个大小不同的塑料方便袋。

我过去不上菜场，没留意这些生活细节，今年开始与老伴每天早上一同外出散步，顺便买早点买菜，那铺天盖地的塑料方便袋，那家里每天都增添许多会污染环境的无机垃圾，开始刺激我神经：人类在为地球环境日益污染而忧虑，政府在为日益增多的白色垃圾处理而犯愁，人们也知道塑料制品对健康有害，为什么就不能重新把竹篮找回来拎着上菜场呢？我家储藏室还有一大一小两只洞头竹篮，就是上世纪80年代乡下亲戚送来的，二十多年了，还是结结实实的一点没损坏。

我找出篮子送到老伴面前说，今后上菜场就拎着它，也减少家里垃圾。

她似乎有点不以为然，说是你一个人拎篮能减少多少垃圾呀——她显然已被这个时代的风气同化了。

经我坚持，她最后虽然勉强同意了，可是去买菜却还是常常忘记带上篮子。

唉，当一个人一旦形成了一种习惯，往往不是道理所能轻易使其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