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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粉碎“四人帮”

后，公安机关让他归队，他没答应，一直在那里干到退休。

傅索安一行从大沽口步行赶到塘沽，购买了去唐山的火车票。

抵达唐山站后，他们没有出站，轻而易举地混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

当时，仍有少数学生在东游西荡进行“革命大串连”

，所以铁路部门对红卫兵乘车的查票并不很严格。

这样，他们混到了哈尔滨，又用同样的办法混到了内蒙古根河（额尔古纳左旗政府所在地）。

额尔古纳左旗当时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日常工作由旗委、旗人委（即人民委员会，也就是政府）中未被打倒靠边的干部负责维持。

傅索安六人抵达根河后，用傅索安保存的“横空出世造反总部”

的空白介绍信开了一份证明六人系立场坚定的红卫兵小将，自愿要求赴边境地区投亲安家落户，请当地政府予以支持并安置等等内容的公函。

直奔旗人委，把公函投了进去。

根河属于边境偏远地区，那里的干部十有八九连北京都没去过，“文化大革命”

以来只听说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红卫兵造反如何了得，却从无缘分能去实地考察，现在天津的红卫兵小将出现在面前，而且是来安家落户的，这不禁使他们甚为兴奋、激动。

那些干部怀着革命激情，热情接待傅索安一行，请他们住进旗招待所，免费提供食宿。

同时，根据傅索安的要求，给他们出具了去傅索安的干娘所在的奇玛村安家落户的公函。

两天后，傅索安六人告别了额尔古纳左旗人民委员会那些热情的干部，坐着一辆由旗人委给他们联系的卡车，风尘仆仆前往奇玛村。

奇玛村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与黑龙江省的交界处，距中国、苏联的界河额尔古纳河不到二十公里，离另一条界河黑龙江也不过百来公里。

奇玛村虽然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但全村群众均是清一色的汉族，而且百分之九十姓李，以种植农作物为生。

生产队长名叫李能达，是个年近五十的憨厚汉子。

他的妻子郭菊花，四十出头，是个泼辣、正直的农村妇女。

两人结婚多年，不知是哪一方的原因，郭菊花从未怀孕生育，四十多岁还膝下无人。

1966年秋，傅索安出现在奇玛村时，马上引起了郭菊花的注意。

正好生产队长让她清出一间屋子供傅索安作卧房，她便把傅索安拉到家中，亲亲热热一起过了十天。

临走前，傅索安答应当她家的干女儿，郭菊花夫妇大喜过望，杀了一头猪、三只羊，请全村人吃饭，也算是举行认女仪式。

傅索安回天津后倒也有情有义，不时寄包裹，把像章、食品、日用品等在奇玛村被认为是稀罕东西的物品送给干爹干娘。

有了这层关系，当傅索安一行来到奇玛村安家落户时，自然受到了欢迎。

李能达以生产队长的身份，布置村民给傅索安等人盖了一座结实的茅草房。

全村社员每家都向来自天津的新村民赠送东西，从棉被、衣服、食物、蔬菜一直到各类大大小小的家具、日用品，令傅索安六人激情满怀，热泪盈眶。

李能达又拿着旗人委的公函去大队部，张罗着给博索安六人上了户口。

至此，傅索安六人成了奇玛村的正式农民。

他们也是中国“文化大革命”

时最早赴农村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

就在这年12月，诚如傅索安所估计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