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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5页）

我在昭和四十七年出版的《南京事件》一书中，介绍了昭和四十年访问南京的中国归来者联络会代表团的成员在当地从汪良那里听到的关于南京近郊燕子矶的惨状。

那是这样一段话，即：“燕子矶是扬子江岸边有名的名胜之地。

这里集中了大约十万名难民。

追击而来的日本军从三面用十挺机枪包围了他们，几乎将他们全部扫射致死。”

山本所说的定是这段话。

不过，我在介绍了这段话之后，明白无误地有这样一段附记：“这起严重的暴行事件为什么没有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提出来，令人费解。

然而，不能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或系误传。

十万人或三万人（说是在其附近观音门被屠杀的士兵和难民数）这个数字恐怕有问题。

我认为要确认这起事件需要有旁证”

（《南京事件》，第九十七页至九十八页。

参照本书第七十三至七十四页）。

我的记述给本多胜一添了麻烦，非常抱歉，为此我将上述情况交代清楚。

撰稿人与南京大屠杀

山本七平说，要辩明“砍杀百人比赛”

的报道是臆造出来的，南京事件是“无稽之谈”

，需要有很大勇气。

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毋宁说恰恰相反。

关于这一点，不妨比较一下铃木明所著《“南京大屠杀”

的无稽之谈》公开出版时与本多胜一所著《中国之旅》公开出版时的情况。

本多胜一是《朝日新闻》的记者，他的《中国之旅》曾在该报连载。

因此，这篇采访报道的单行本由朝日新闻社出版局出版发行。

可是，如果把出自别的笔者之手而题材相同的采访报道送到该社，又将会如何呢？假定该采访报道写得相当出色，不亚于本多胜一的，出版局果真能决心出版发行吗？那恐怕会被搁在一边。

不只是朝日新闻社，我想，不妨说只要是“第一流”

出版社，都不会对这类原稿看上一眼的。

大出版社是如此，对于现有靠写作生活的撰稿人来说，坚持加害者的观点来谈论日本军暴行事件这样的主题，则是最为忌讳的。

对此，试举南京暴行一例，不就显而易见了？在占领南京后不久，除随军记者之外，作家、评论家等特派记者共有一百数十名撰稿人进入南京城。

就以东京日日新闻社为例，大宅壮一、林芙美子和其他记者一起组成的四十名记者阵容进入了南京城。

这些人或多或少地理应对发生在南京的今世活地狱有所耳闻目睹。

这些撰稿人既有写作能力，又有发表的场所。

可是，在什么都可以说的战后，他们中间究竟有几个人将他们所亲眼目睹的、亲身经历过的感受用笔写出来呢？就我所知，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前朝日新闻社记者今井正刚，另一个是前每日新闻社记者铃木二郎。

就连那个喋喋不休的大宅壮一，最终也没有讲出其亲眼目睹的关于南京暴行的真相，而与世长辞了。

不过，一九六六年成立了十分失礼的“大宅考察组”

，访问了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

那时，大宅壮一在当地召开的座谈会上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认为，在入城前后，或到入城为止，曾有过大规模的屠杀，这是事实。

杀害了三十万人啦，烧毁了三分之一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