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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1页）

有丁夫……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暖，死则委弃，骸骨不返，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

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

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进入险阻，党就群恶。

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

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

……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

官民政俗，日以凋敝，渐以陵迟，势不可久”

。

……权感统言，深加意焉。

根据《骆统传》及其他记述，骆统上此疏的时间当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至孙权始为吴王的黄武元年（222年）吴蜀夷陵之战以前。

从疏中可知孙权统治前半期军民生活的困苦情况：竭尽民力的征役，繁重的赋税剥削，加上战争疾疫，使得田荒户损，军民并困，民间百姓和屯田贫兵，多数生子无法养活。

社会政俗，日趋败坏，人民逃亡。

骆统出于忧国恤民的满腔热忱，奏请孙权及时寻求补复之计，使残余之民得有活路。

由于骆统所言，切中时弊，故孙权深受感动，乐于接受，表明孙权时问题虽多，但统治者尚有一定程度的朝气和作为，故不畏指摘其短。

再看孙权的实际言行，比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载：

赤乌三年（240年）春正月，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

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

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

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

。

……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稟，以赈贫穷。

《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权赤乌十年（247年）孙权诏曰：

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

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

由上二诏，可知孙权尚有一定程度的恤民节用措施。

但从孙亮（252至257年在位）、孙休（258至263年）以降，特别是至孙晧统治时（264至280年），每况愈下，积弊重重，屯田军民与广大农民倍受盘剥，苦不胜言。

例如孙休在永安元年（258年）下诏说：

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

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以上所说的吏家，即下吏之家。

有五口男丁的吏家竟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还照旧缴纳限米，所以连孙休也感到太苛重，因而下诏削减一人服役。

诏书是这样说的，是否能执行还很成问题。

不过，吏家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农户和屯田兵民之家自然不会比此更好，只有更坏。

继孙休之后的孙晧，是著名的暴君，史书所记其虐民事迹，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

对此，本书第十一章已有所介绍，这里就涉及屯田问题，再作些说明。

如《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贺邵给孙晧上疏言当时的军民疾苦状况说：

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