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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2页）

我猜测了黄帝、炎帝、蚩尤决战的疆场，然后又在殷墟盘桓了很长时间。

当然，花时间最多的是在黄河流域寻找先秦诸子的足迹，并把他们与同龄的印度、希腊、波斯的哲人们进行对比。

为了对比，我甚至历险万里去一一考察那些哲人们生存过的土地，分析不同或相同的生态原因。

黄河使我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性格，以及其中的精英人物有可能达到的思维高度。

由于气候变化，从那个寒冷的西晋时期开始，中华文化随着仓皇的人群一起向南方迁移，向长江迁移。

迁移是被迫的、艰难的，但这是天地的指点，不能违逆。

长江也早有自己的文化。

与黄河相比，它似乎对宇宙空间有更多的惊惧，更多的疑问，更多的祭拜。

于是，从上游三星堆以仿佛外星人的神秘魔力所铸就的青铜的诗，到下游良渚以隆重祭祀所刻凿的白玉的诗，最后都集中到三峡险峻处那位叫屈原的男子的一系列“天问”。

屈原在问，长江在问，人类在问。

大问者，便是大诗人。

自宋代之后，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已从黄河流域转到了长江流域。

中心难免人多，因此又有不少人南行。

到近代，南方气象渐成，一批推进历史的人物便从珠江边站起。

我要着重说说第三条线，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

这条线，让“天”和“地”密切呼应起来。

高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可以种植农作物；低于四百毫米降雨量的，是草原和沙漠，适合游牧。

有趣的是，这条降雨量的界线，与万里长城多方重叠。

可见，万里长城的功用是区分两种文明，让农耕文明不受游牧文明的侵犯。

因此，这是天地之力借秦始皇之手画下的一条界线。

这样一来，中华文明的三条天地之线，也就成了黄河、长江、长城。

从长城内侧的农耕文明来看，侵犯总是坏事；但是，从长城外侧的游牧文明来看，用马蹄开拓空间，正是自己的文明本性，不应该受到阻拦。

于是有战争，于是有长城，于是有一系列奇特的历史。

干燥和湿润发生了摩擦，寒冷和温暖拔出了刀戟，马鞭和牛鞭甩在了一起，草场和庄稼展开了拉锯……

冲突是另一种交融。

长城内外的冲突和交融正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主题，其重要，远远超过看起来很重要的邦国争逐、朝代更替。

我平生走得最多、写得最多的，也恰恰是这些地带。

例如，我反复考察了鲜卑族入关后建立的北魏，发现它不仅保护了汉文化，而且让汉文化具有了马背上的雄风，与印度文化、希腊文化、波斯文化结合，气象大振，使中国终于走向了大唐；我还反复考察了清代康熙皇帝建立的热河行宫，发现它不仅年年让统治集团重温自己的起步生态，而且还让各种生态友善组合，避免冲突；我又考察了敢于穿越长城北漠、沟通千里商贸的晋商故地，明白了中国本来有可能通过空间突破而获得财富，提升生态……我的这些考察所写成的文章，都在海内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基于对长城内外异态文明的兴趣，我渐渐对一切异态文明都产生了向往。

只要有机会就会一次次赶去，考察它们的对峙和结亲，并追踪后果。

为此，我的孤单的足迹，遍布了云南、广西、贵州、辽宁、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以及我非常喜爱的新疆。

按照传统汉族学者的说法，那是边缘地带、边外地带，甚至干脆说是“无文地带”。

他们错了，因为最重大的文化现象，都产生于异态对接之中。

小文在他们身边，大文在远方旷野。

我的生命起点，出现在长江流域；我的文化基础，倚重于黄河流域。

过了很久才发现，我的远年故乡，应该在甘肃武威，也就在四百毫米降雨量分界线外侧。

这一来，这三条天地之线，也成了我自己的生命线。

恍然大悟，原来从祖辈开始，就是一队生态流浪者。

我怎么会那么决绝地辞职远行到甘肃高原，以“文化苦旅”来延续生态流浪？似乎是冥冥中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