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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4页）

在中央帝国，仿冒品实际上仍然很有前途。

为了遵守WTO的“贸易相关产权”

协议，并取悦华盛顿，北京正在努力就此立法。

但是法律和现实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这种局面还将继续很长一段时间。

2003年，美国的辉瑞制药集团欲阻止中国当地的12家实验室生产“伟哥”

，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却拒绝对该药实施保护，借口是它既不是新药，也没有疗效。

这样的案例并不鲜见。

该国的律师们为此推波助澜，他们说，在中国文化中，“仿非偷也”

。

于是，盗用商标、盗窃知识和技术的行为并未受到应有的指责，也不被认为是犯罪。

早在17世纪，西班牙牧师多明戈·纳瓦雷特就曾写到：“中国人极擅仿冒之技，凡欧洲百物，过目即可仿制也！”

今天，中国并不打算固步不前，北京的领导人也不掩饰追求独立自主的意志，他们都认为，经济活动不应该停留于仿制，而是必须竭力进入第三阶段——创新的阶段。

为达到这个目的，通过严肃的立法来反对制假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将需要很多时间。

怒吼的雄狮（1）

2004年秋，爱丽舍宫，中国的企业家李东生（他的英文名字正好也叫“汤姆逊”

）来了，就像东方的夏日骄阳一般照亮了皇家公园。

这位46岁的TCL公司老板受到热烈欢迎，被来自法国企业40强的领导人团团围住。

由于他推动了TCL与法国汤姆逊公司在电视机领域合作，与阿尔卡特公司在电话领域结盟，促进了中法之间的交流，这位中国电子业巨头受到了雅克·希拉克总统的特别青睐，被授予荣誉军团勋章。

李总裁对自身经历的描述简直够得上一部真正的长篇小说。

和同时代的其他年青人一样，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曾经去农村插队两年，但后来成功自救，重新完成了学业。

在广东工学院拿到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证书时，他刚好24岁。

这位年轻人对北京吹来的新风十分敏感，1982年，他和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建了一家磁带盒公司。

当时，广东惠州一家企业的老板借给他600美元，使他得以起步。

从磁带盒起家，他转向了电话机和电视机。

在中国市场上，他以比西方竞争对手便宜两倍的价格销售大屏幕电视机。

随后，他又投身于移动电话。

是命运之神帮助他打开了这扇荆棘丛生的市场之门：他第一个在手机外壳上镶嵌珠宝，立即大获成功！

然而，他很快就觉得国内的天地过于狭小。

TCL公司于1992年生产出第一台电视机，十年之后，他们已经生产了1；100万台，其中一小半打着飞利浦、汤姆逊、松下等品牌销往国外。

这固然是一种经营之道，然而毕竟不能显示自己的声誉。

李先生并不打算止步于此，既然日本可以有索尼，韩国有三星，那么就让中国有TCL吧，TCL也要成为世界级玩家。

他对此深信不疑。

在政府的支持下，从新千年伊始，李东生开始在世界市场上进行收购。

2002年，他收购了德国的施耐德电子公司。

2003年，他将自己的电视机业务与法国的汤姆逊公司融合。

由此，他终于成为世界彩电业的第一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