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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笔记（第2页）

直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还会让我感到吃惊。

同样令人蔑视的还有文学上的权宜之计，那就是出于俗套，出于思想的空洞，或者出于对人物愚蠢的眷恋，让人物重新亮相，然而在让他出场的新章节里，在让他说出的新话语里，却没有在现有内容上增添任何东西。

多少人物与漫画书里的主人公相像：人们使用这些人物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他们利用的是懒惰的读者从已经熟悉的一个名字或者一种性格中得到的愉悦。

狄更斯对自己创造的人物恋恋不舍，常常犯这种过错。

司汤达从来不。

这一怪癖在巴尔扎克那里根深蒂固，但是《人间喜剧》里的故事和感觉如此丰富，这些重复也因此充满活力，即便它们没有发展，也没有变化，最终仍然丰富了作品。

普鲁斯特笔下也一样。

事实上，德·夏尔吕先生在漫长的《追忆逝水年华》中在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沿着一条十分精准的曲线发生，似乎作者事先已经确定（但并不能因此认为这条曲线不准确）；实际上，除了这条发展的主线，德·夏尔吕先生的无数次进场和退场，就像为一个心爱的丑角预先安排的进场和退场一样单调：最终，夏尔吕一方面成了作者将实际上赋予自己的特征投射到上面的靶子，同时又是代他发言的同伴。

这个永不枯竭的夏尔吕相当于在某些家庭里翻来覆去说的玩笑话，在一个特定的圈子或者团体内部，人们对这个话题永不厌倦，而普鲁斯特本人令人赞叹地呈现过这一机制。

在一个不那么伟大的作家笔下，这些方法会令人恼怒，但在普鲁斯特那里，其结果只不过令我们对夏尔吕感到厌烦，就像我们对不断碰面的某个人感到厌烦。

他存在，直到令我们厌烦。

总之，那些非常伟大，也许最伟大的作家，他们从来不屑于原封不动地让自己创造的人物重新出场。

彼埃尔·别祖霍夫每次出场时都长高了或者长胖了；他从来不完全是同一个人。

正如福楼拜所说，托尔斯泰谈论战略或者历史哲学时难免会絮絮叨叨，但描写人物时从来不会。

沉思中的哈德良有时会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我们；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仍在使用的古代智慧的桥梁，也可以接近哈德良。

《苦炼》里的人物只对他们自己负责，他们孤独，矛盾，既被他们接受的东西，也被他们拒绝的东西所限制，时代在他们身上打下印记，有时为了逃离这个时代，他们甚至不惜撞在囚禁他们的牢狱的墙壁上，然而他们要逃离的东西也在他们身上打下印记。

泽农利用时代提供给他辩证法手段，自觉地走出了他的时代，但是这种逃离的行为在安娜身上是不自觉的，因为它与肉体生命之间有着深切的联系；在纳塔纳埃尔身上，我试图呈现这种奇异的自由，即心灵的自由，它无需借助词汇和描述。

《苦炼》试图呈现的是另一种奇异的自由，即如果我们不拒绝它的存在，它就在我们自身逐渐发展起来，使我们得以摆脱某些桎梏，使我们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境遇，得以成为我们自己，即便习俗和必需已经让我们身受重创，变形，几乎扭曲。

要经历过放荡才能走出放荡，要经历过爱情——在这个词约定俗成的意义上——才能判断爱情；要通过历史，才能挣脱历史的陷阱——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自身的陷阱，历史只不过是它的一系列档案。

到达那个没有人的时期。

除了深化主题，设计与行为相关的细节，删除幼稚的史实错误，在笨拙然而炽烈的《仿丢勒》和目前的《苦炼》之间，我要指出如下变化：

对加尔文改革的同情减少了；在《苦炼》中，同情只给予极左翼的新教徒西蒙。

加尔文教义因其实践上和信仰上的僵硬而遭到嘲讽，尽管玛尔塔少年时代的信仰是高贵的，而且随着她抛弃这种信仰而变得鄙俗。

对路德改革的同情减少了，这一点表现在再浸礼派集团的愤慨以及泽农在哲学上的反感。

在双方阵营（天主教和新教）的过激行为上加重了笔墨。

对泽农与教会之间关系的处理更加细腻。

对秘术和犹太教神秘派理论的兴趣。

1971年，我在布鲁日的街上重新走泽农来来去去的每一条路。

比如，他怎样变换线路去铁匠铺给汉看病。

哪一个点上是他吃饭的客栈。

他在哪一个街角看见成为阶下囚的伊德莱特。

四月份整整一个月，我每天清晨出门散步，有时在阳光下，更多时候是在薄雾或细雨中。

我带着瓦伦蒂娜，她漂亮，温和，毛发金黄，她冲着马匹大声叫喊（我不让她这样做），她在格鲁乌图斯的院子里快活地奔跑，她在女修道院花园的黄水仙丛中蹦蹦跳跳——而如今（六个月之后，1971年10月3日），她跟伊德莱特、泽农和希尔宗德一样死去了。

如果我说，我的痛苦永远不会平息，哪怕是一个人的死也不会让我更加痛苦，没有人能理解我。

何地，何时，以及如何？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日期，也无论以什么方式，我肯定自己临终之际身边有一位医生和一位教士——泽农和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

萨尔茨堡面包店老板娘的店铺还在那里，泽农曾经在它的挡雨披檐下坐过，那条小小的石头凳子也还在。

那是1964年6月在萨尔茨堡，我在方济各会的教堂里（跪在石板地上）参加弥撒时，第一次看见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这个人物完整地浮现出来。

在此之前，我只隐约看见过他的轮廓（关于院长的内容见《回到布鲁日》）。

开始写作《苦炼》（以另一个名字为题）时，我跟小说开头年轻的泽农和年轻的亨利-马克西米利安一般年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