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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2页）

美国药品研究与制造商协会的发言人谈到巴西时说：“他们是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他们应该和我们的公司进行合作。”

该协会同样反对南非的做法。

发言人说，这样的立法是在“废除知识产权，如果全世界都对抗艾滋病药物实行强制特许，那会大大抑制科学研究”

。

他接着说，南非的行动是“盗版行为”

。

专栏作家安德鲁·苏利文也站在厂商的立场上，他写道：“印度和巴西的那些公司是美国产品最好的仿制者，也是最坏的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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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公司拼命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

比如，2000年的时候，来自印度的西普拉公司开始在加纳销售一种抗艾滋病药物，该药品是跨国企业葛兰素威康公司一种药物的仿制品，售价只有专利药品的110。

非洲当地的专利部门裁定，葛兰素威康公司的专利在加纳无效。

然而，在葛兰素威康公司威胁要起诉之后，西普拉公司还是停止了销售。

发展中国家表示，为了抢救生命，它们需要废除专利。

一位肯尼亚的议员说：“当我们的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拒绝让他们获得延长生命的药品呢？”

制药公司则反驳说，为了鼓励创新，专利权是必要的。

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我们的知识产权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保护，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将失去开发新的、更有效的抗艾滋病药物的激励。”

到底哪一边是对的呢？专利是一项并不完美的制度设计，废除它并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既然无关原则，那我们在评判双方相互对立的主张时只需要比较相关的成本和收益就可以了。

强制特许令会带来某些成本：践踏制药公司的知识产权，使药品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买到，将意味着利润的减少，用于研究更新、更好的药品的费用也会削减。

其收益则是：死亡率会降低。

尽管只能挽救一小部分非洲的艾滋病人（因为要让更多的非洲患者获得药品，只有降价是不够的），但数千万人的一小部分就意味着许许多多的生命。

第三章　付不起钱的人就得死（8）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例子中，成本收益是很容易计算的——结果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立场。

既然高价的抗艾滋病药物在非洲原来就卖得很少，那么允许非洲搭上世界药品创新的便车，将不会造成制药公司利润的大幅降低，也很少或根本不会影响研究投资。

比如，1999年的时候，葛兰素威康公司生产的抗艾滋病药物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销售额只占其全部4。

54亿美元销售收入的10％。

在这种情况下，废除其他地区的知识产权几乎没有什么直接成本。

但是，如果树立了一个先例，导致其他药物的专利也被践踏，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以小见大的开端效应，会带来一种间接成本。

还有，把廉价药品走私回西方国家，会从根本上动摇制药公司的定价。

但是，挽救或者延长许多生命所带来的收益毕竟是无法估量的。

除非有人执着地相信知识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贫穷国家规避知识产权所产生的收益肯定将超过其成本。

对抗艾滋病药物实行强制特许令是一项应付危机的措施，这一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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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美国政府并没有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

在制药公司慷慨的政治游说之下，它倒向了产业界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