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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德尔（第3页）

他对出此错误很恼火，马上请人在节目单上作了订正，改为“亨德尔先生”

。

他虽然对名誉远远没有做到不屑一顾（比如他在自己的遗嘱里用很长篇幅谈到将在西敏寺举行的自己的葬礼，并认真限定了树立自己的墓碑所花费的开销），但对于评论家的意见他肯定是没有好感的。

马特松（Matthewson）从他那儿怎么也弄不来写他的传记所需要的材料。

他那卢梭一般的举止使那些奉承者恨他恨得心里直痒痒。

那些总爱纠缠艺术家、令其厌烦但又不敢言的上层人士对亨德尔总与他们保持距离的傲慢和不圆通态度忿恨有加。

1719年，陆军元帅弗莱明伯爵给亨德尔的一名学生德·舒伦堡小姐写信道：

“小姐！

我一直希望同亨德尔先生讲话，并很想代表您向他表示一点敬意，但至今没有机会。

我说出您的芳名，想诱使他光临我的府邸，但他不是不在家就是生病。

我觉得他真是疯得不轻；考虑到我同时是个音乐家，他也不该这样待我呀……我很自豪能成为您最忠实的奴仆之一，小姐，您这位最讨他喜欢的他的学生；并愿意将这一切告诉您，好使您反过来给您的老师上几课。”

1741年，一封匿名信寄到伦敦的《每日邮报》，谈到“许多有地位有影响的绅士”

对亨德尔对待他们的态度“公开表示不满”

。

除了把自己的一部歌剧《拉达米斯托》（Radamisto）题献给英王乔治一世之外（而这也是在不失尊严的情况下做的），他从来都反对在富人庇护之下作曲这种屈辱但获利的习俗。

只是到了贫病交加、山穷水尽的境地，他才下决心举行一场“义演”

音乐会；如他所说，这是“时髦的变相要饭”

。

从1720年到1759年他逝世为止，他一直没完没了地同社会发生冲突。

同吕利一样，他掌管着一家剧院，指导着一所音乐学院，并寻求改革——或组成——一个国家（英国）的音乐风格。

但他从没有像吕利那样控制住局面，因为吕利是法国音乐的绝对君主；既便亨德尔依靠了英王的恩宠（他确实得到了），这恩宠对他的重要也远不如它对吕利的重要来得大，这是因为，他身在一个其人民不会那么驯顺地服从皇室命令的国家，一个国民不愿意受制于国家的国度；一个具有批评精神和难驾驭性情的自由国家。

这个国家除了对极少数人例外，对一般外国人都怀有敌意。

而他亨德尔是个外国人（德国人），庇护他的汉诺威英王也来自德国，所以国王的庇护与其说让他受益，不如说更让他受害。

他被一群獠牙利爪的叭喇狗所包围，被一群五音不全但同样会咬人的文人所包围，被妒忌他的同行，目空一切的演奏（唱）大师、吸人血的戏剧公司、上流社会的小集团、女人的圈套和民族主义的社团所包围。

他成了越来越无法摆脱的财政困境的牺牲品，囊中羞涩，手头拮据，还被迫不断写出新作品来满足欲壑难填但对一切都无真兴趣的公众的好奇心，还得努力抗衡丑角戏和滑稽表演的竞争。

他被迫不停地写啊写；不像吕利那样：悠哉游哉地一年只写一部歌剧，而是常常一个冬天就写出两到三部，还不算他被迫要排练并指挥的许多其他作曲家的作品。

试问还有哪位天才曾像他这样连续猛干了二十年呢？

他在这永无止境的冲突中从不使用让步、妥协和出于慎重考虑的权宜之计等手段；对谁他都不搞这一套，无论他（她）是名角女伶，及其贵族主子也好，还是舞文弄墨者及那些小集团也罢（这些人惯于利用剧院和艺术家的成败荣辱来为自己谋利）。

他靠孤军奋战来抵抗伦敦的权贵。

这场“战争”

既艰苦又残酷，他的敌人又打得很不正大光明；为了把他整垮，他们不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