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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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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宝山23岁结婚，妻子是本厂女工，也姓白。

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儿女，龙凤胎。

白宝山是十分顾恋小家庭的人，他所挂念的还有他母亲和大弟。

而他的家庭生活又非常贫困，特别是在他有了孩子之后，生活负担骤然加重了。

不能说贫困一定导致犯罪，但贫困对白宝山的心灵的确生产了无法排除的负面影响。

加上他的独往独来，加上他无论白天黑夜喜欢四处游荡，加上他的“蔫大胆”

，加上他排斥外界的阴暗心理，加上周围“坏孩子”

的影响——盗窃的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开始是小偷小摸，他偷过粮食，偷过木头，偷过别人晾晒在外边的衣物，渐渐发展到偷人家院里的自行车，勾结邻居家的孩子，结伙人户行窃，潜入工厂盗窃生产原料和成品……他心中的黑暗领地扩大了，但他“顾家”

的意识并没泯灭。

这从他销赃后拿出相当比例的钱分给自己的亲人这一点，可以得到证明。

他的盗窃行为触犯了法律，1983年他被北京石景山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在北京市服刑。

1985年又因余罪被查出，被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盗窃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

1991年，白宝山作为北京调犯，被遣送到大西北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直至刑满获释，完成了他前半程的人生道路。

白宝山回到北京，已经跟10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小偷小摸的事是不打算干了，做什么他还要再想一想。

现在他的首要任务，是先把户口落下来，办理好身份证等手续——然后先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现在的白宝山应该说存在着多种可能性，犯罪，并不是他唯一的出路。

二、户口、程序和它的负面效应

据白宝山交代，他第一次去派出所；是由大弟陪同的。

见到负责户籍工作的片警，他呈上释放证和有关材料。

释放证上标着这样一行字：“本人必须在3月24日前将本证明书送达北京市石景山区XXX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手续。”

这位片警正忙着其他事情，晾了他一阵，口气冰冷地说：“户口马上办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

白宝山口吃，一着急就更口吃，他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

片警听着不舒服，撩他一眼，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或许这位片警就是这样的办事作风，在他看来，对待像白宝山这样的从大西北回来的释放人员，就应该用这种口气说话。

白宝山受到深深的刺激，他感觉到被歧视，他像所有刑满释放人员一样十分敏感。

一种愤懑、一种敌意、甚至一种仇恨意识，立刻从心底翻了上来。

在此之后，他一遍遍跑派出所。

开证明，冲洗照片，填写表格。

事情果然像片警所说的一样，一次次向后推延。

户口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白宝山在后来的供词中提到：“我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跑户口，先后跑了六七次，他们就是不给我办。

我认为，我已经从监狱里出来了，起码也是个公民，可派出所不给我办户口，我吃什么？我不能靠父母养我一辈子？我这个要求不过分，我要生活。”

关于白宝山申报户口问题，有关部门做过调查。

派出所原负责该片的那位片警说：“1996年3月，白宝山持释放证来我所办理户口，我要他写出书面申请，交一寸免冠照片，4月份交来，因照片不符合规定，要他补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