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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6页）

。

“自五四运动霹雳一声，惊破全国大梦，于是湘人亦群起研究新文化。”

宫廷章：《湖南近年来之新文化运动》，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1925年9月，转引自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五四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第305~306页。

《新青年》的销量才大增。

1919年8月长沙文化书社成立。

半年之内，该社销售《新青年》达两千本。

新文化形成“运动”

（2）

据吴虞称，1916年底《新青年》初到成都时只卖了5份。

《吴虞致胡适》（1920年3月2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87页。

3个月后，销数超过30份。

《吴虞日记》（上），第301页。

但此后销数未见大的起色。

直至五四运动爆发后，《新青年》在成都的销售情况才顿然改观。

1919年底，吴虞在成都销售新书刊最有名的华阳书报流通处，翻阅其售报簿，内中有两处记录令他讶异：一是守经堂亦买《新青年》看；二是成都县中学一次购买《新青年》等杂志22元。

《新青年》全年定价2元。

吴虞感叹说：“潮流所趋，可以见矣。”

在浙江，新思潮虽在五四之前便进入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但杭州的其他一些学校“无论什么杂志都没有看的”

。

《施存统来信》，《新潮》第2卷第2期，1919年12月。

新文化刊物在杭州的集中出现，是1919年夏秋以后。

杭州一地，在短短半年间，便出版了16种以教师学生为主要对象的刊物，总期数达到120余卷。

湖南、四川、浙江是全国新文化运动比较发达的地区。

即使是这些地区，新文化真正成为“运动”

，也是五四以后的事。

相对而言，其他地区就更滞后一些。

据恽代英称，五四以后，武汉学生“看杂志的风气才渐开”

。

1920年初利群书社成立后，武汉才有了专卖新书报的场所。

恽代英：《利群书社》，《互助》第1期，1920年10月，转引自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1），第124~132页。

由于书社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