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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远去的教授（第2页）

我遗憾的是，在他之后，直到今天，欧洲对于自身文明的剖析，对于别种文明的了解，都还没有从整体上超过他，而他却已被遗忘。

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失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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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韦伯去世两年后，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学生在海德堡大学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他就是弗洛姆（ErichFromm），后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将和元老。

海德堡大学在介绍自己培养出的人才时没有提到他，但你一提，他们还是为之而骄傲。

“怎么，连他，你们中国人也知道？”

他们不无惊讶。

我说，在中国，即便是对哲学毫无兴趣的某些青年群落，也有很多人读过他的《爱的艺术》。

我说这话时想起十余年前到中国南方旅行，在广州夜市的每个书摊上都见到这本书，那些刚刚从农村到广州打工的淳朴女孩子，半懂不懂地翻阅着，然后红着脸把它买回。

我知道她们误会了弗洛姆，但又高兴她们在休息时间能够去啃几句弗洛姆。

弗洛姆的学术出发点是精神分析学，但最后让他知名于世间的是以爱为中心的人生哲学。

他所说的爱不同于广州青年女工们的期待，而是一种弥散型、循环型的大爱。

按他的说法，你爱一个人，也就是通过他爱了所有的人，包括爱你自己。

他的憧憬是所有的人互爱，爱世界、爱生活，使爱充溢人间。

我喜欢他天真的善良，但从学术水平来看，这是一种理想化的描述，缺少逻辑深度，显得比较空泛。

他在理论上比较显出功力的部分是对人类困境的分析，这在他的思想结构中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因为他认为爱是人类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唯一生路。

他说，人类的困境产生于人的自然归向与理性归向之间的矛盾。

凡是健康的人，心中永远有一种发自天籁的冲动，耳边永远有一种回归自然的呼唤，但一旦皈依了理性，便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了，回归只是一种向往，或是一种设计。

这样一来，理性也就很难讨人喜欢，时时成为一种压抑天性的痛苦力量。

总之，人类既苦于自然又苦于理性，恍惚其间孤立无援，甚至引起一系列病态人格，与健康告别。

唯一能化解这种困境的只有一个字：爱。

弗洛姆认为，爱是什么的问题可暂时搁置一下，人们需要警觉的是没有爱将会如何。

这种反证法正是他立论的聪明之处，而且由于每个人都体验过缺少爱的孤独，看到过离开爱以后的病态，这种反证法对广大读者有切身的说服力。

我想，《爱的艺术》畅销，部分原因是书名，部分原因是这种反证。

一位高层哲学家的书成了畅销书，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还不很习惯。

其实，要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说得深奥难解很容易，而反过来，要把一个深奥难解的问题说得简单明了就很不容易，需要支付高昂的时间代价和学术代价。

近几百年来欧洲文化为了从经院释放到民间做了多种试验和努力，与此相反，本来侧重于人间情理的中国文化却有一部分走了相反的方向，由顺畅退缩到拗口，由通达退缩到生涩，由响亮退缩到嗫嚅，由开阔退缩到狭窄，我想这正如弗洛姆所说，陷入了一种“病态人格”

。

文化最需要谋求的是健康，健康的最终原因是博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