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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部分（第2页）

日本人则于1944年也在那里拍了一部《成吉思汗》以示对抗，该片是同内蒙古的资本家合作摄制的。

①“中央电影摄影场”

，简称“中电”

，据查证，成立于1933年10月，此处有误。

——译者。

蒋介石推翻了1937年的协定，在1941年命令他的军队进攻人民军队。

但**仍然稳固地住在延安，在那里有许多来自上海的电影工作者开始拍摄了一些最早的纪录片，这要归功于尤里斯·伊文思，他在1939年拍摄《四万万人民》时送给解放区一台摄影机。

日本战败后，中国在1946年拥有的电影院和1930年一样，只有300家。

制片业又在上海恢复，在急遽出现的通货膨胀的刺激下，1948年前后生产的影片可能达到300部之多。

接收日伪财产使得国民党拥有许多重要的放映网和制片厂（在上海、北京、长春、南京等地）。

然而，尽管有严厉的压制，国民党还是无法阻止进步人士重新掌握优秀影片的生产。

由于腐化，检查机关对极左倾向熟视无睹，这种倾向当时无论在上海的私营制片厂里还是在国民党控制的制片厂里，都越来越趋明显。

蔡楚生的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上海获得这样巨大的成功：整夜守候在电影院门外的观众为了早些进入放映厅，挤破了门。

这部长篇传奇式的史诗分为上、下两集，描述从1934年到1946年中国一个家庭的经历，当中穿插着一些戏剧性的历史事件：日军进攻上海，国民党军队的败退，占领时期的痛苦生活，集中营，饥馑，充斥重庆的贪污**，光复后投机商人的穷奢极欲与人民大众的饥寒交迫形成鲜明对照。

这部和郑君里共同导演的影片是对蒋介石统治的有力控诉。

在《希望在人间》一片中，沈浮表面上描写日本占领时期的生活，实际上揭露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左翼的教授们面临的恐怖。

根据阳翰笙的剧本，这位导演又摄制了《万家灯火》，描写一些小人物的生活，住房的恐慌，他们的困苦和希望，格调近似新现实主义，与战前的中国影片也相近。

最后，在《乌鸦与麻雀》中，郑君里让一个贪婪的虐待房客的房东穿上国民党军官的制服，影片因此遭到检查机关的禁映。

黄佐临的开端很引人注目，他在自由地改编高尔基的《底层》上很获成功①，尤其是那部描写被遗弃的儿童悲惨经历的《表》更是这样。

这部影片的风格也和新现实主义相近，尽管这位作者当时连一部意大利影片也未看过。

①黄佐临改编的影片名《夜店》，系文华影片公司出品。

——译者。

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北蒋介石对之作战的人民军队里，影片生产日趋发展。

人民军夺得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设备，在哈尔滨地区成立一个“游击区制片厂”

（由一个摄影棚与洗印间组成），他们得到日军战俘和进步技术人员的帮助，从1947年到1948年在那里摄制了几部纪录片和一部中型木偶片（《皇帝梦》），同时，王滨开始导演一部长片《桥》，由解放军文工团培养出来的演员演出。

这部影片在长春拍成，当时该城的陷落标志着国民党溃败的开始。

游击区制片厂培养出来的导演与摄影师们此时跟随**的部队经历胜利的进军，在每次战役中都拍下了重要的纪录片，其中最突出是《百万雄师下江南》，表现无数帆船组成的舰队越过长江天险。

当蒋介石退守台湾时，有些上海的制片人也退到香港，但是几乎大部分的中国电影界的艺术骨干都满怀喜悦、热情地欢迎新政权。

私营制片厂在此后好几年中继续在上海摄制影片。

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的一

年间，上海、北京、长春的制片厂共生产了50余部影片。

长春摄制了《中华女儿》，凌子风和翟强在这部影片里描述一个农家姑娘在她的村庄被日军烧毁后，参加了游击队。

游击队员们秋天在森林里采食蘑菇，之后遇上大雪，农民用雪橇为他们运来大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