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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4页）

十二月二十日星期日，野蛮行为和暴行得不到制止，继续发生。

市中心、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完全处于火灾的包围之中（《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资料集1，第一一五页）。

上面的叙述，根据他当时记下的日记，资料是可靠的，如果说是十九日，那末，当时松井大将还在南京。

金陵大学非常时期委员会主席贝茨博士也在法庭上作证说，日本兵放火，从十九日或二十日开始，持续了六个星期（《远速》，三十六号，载前引书1，　第五十一页）。

南京占领军好像由于无视下令整饬军纪的松井司令官的存在，他们的暴行疯狂到了极点。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会监陈瑞芳在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六）中，主要谈了有关该学院收容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但这位老妇人就当时连续发生对妇女的暴行事件说：“最严重的行为是发生在起初四、五个星期里……沃特林女士曾几次前往日本领事那里，报告军队的所作所为，要求保护妇女。

使这种情况有所收敛，花了四、五个星期，而到消除危险，则花了几个月时间”

（《远速》，五十八号，载前引书1，　第一一六页）。

美国监理会派的牧师马吉也在法庭上说：“十二月二十一日，据田中副领事对我说，当时来的军团是非常坏的军团，也有好的军团要来，因此到十二月二十四日左右，可能事态会有明显好转。

但即使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及在以后的日子里，决无迹象表明情况有所改善”

（《远速》，四十八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一页），尤其是关于日本军对普通老百姓继续施加暴行期间的情况，他作证说：“六个星期后，这些情况逐渐有所减少。

　但一些个别人犯的暴行层出不穷。”

（《远速》，四十九号，载前引书1，第九十九页）

关于这段时间的情况，当时留在南京负责难民救济工作的贝茨博士也在法庭上说：“在此令人战栗的期间持续了两个星期半到三个星期，后来又发展为六个星期到七个星期，情况更为严重”

，“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明显好转，从此以后到夏天来临前，虽发生过重大事件，但规模没有过去那么大了”

（《远速》，三十六号，　载前引书1，第五十六至五十七页）。

他又在其口述（检证二二四一）中说：“据说，为了惩处这些行为，开始采取了什么相应措施，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初的事。”

关于贝茨博士的这一证词，连印度的帕尔博士（Radhabinod　Pal）——他曾在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时坚持了全体被告无罪的少数人意见——也认为，“总而言之，正如本审判员所考察的那样，即使如数考虑了证据中可能有叙述不对的情况，但日本兵在南京的行动是凶暴的，而且，正如贝茨博士所证实的那样，暴行极为残酷，几乎长达三周，合计持续了六周，其严重程度是毫无疑问的。”

他毫不怀疑贝茨博士证词的可靠性（《共同研究·帕尔判决书》，第六七八页）。

南京红卍字会副会长许传音博士在他的宣誓口述（检证一七三四。

作为法庭证据而被拒绝）中，就发生事态的最严重期间的情况这样说，南京陷落以后，日本兵举行的“罪恶的宴会”

持续了三个月之久，然后逐渐停下来。

然而，正如陈瑞芳女士、马吉牧师、贝茨博士等人所说的那样，欢庆南京胜利的宴会疯狂到了极点时，那是在占领后六、七个星期，这似乎是事实。

如上所述，贝茨博士认为，从二月六、七日左右开始，情况有所好转，可是，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秘书艾利森于二月十八日给当时在汉口的美国大使和国务卿拍电报（检证一九○六，未在法庭上宣读）时说：

据报告说，这两、三天南京情况有显著好转，感到高兴。

大部分中国人从中国人所谓的“安全区”

返回市区各地区他们以前居住的地方。

关于反映日本军人秩序混乱和不法行为的报告，在数量上有实质性的减少。

日本官宪保证，将努力改善居民的目前生活状况。

对外侨在行动上的限制逐渐放宽，美国的一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