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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4页）

我睡在一座古墓里

1、我并不认为我们现在有，或者曾经有过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即使如李陀所说“*”

后的“伤痕文学”

，其实也还是掺杂了太多的政治的需要，并没有使那“伤痕”

真实地，完全地展示出来，形成文学发展的先河和旗帜。

即如对“*”

的批判一样，都是“犹抱琵琶”

的羞涩脸孔，使我们不能、不敢来深入研究和批判。

因为“紧箍咒”

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心里，在灵魂中，在潜意识里提醒着我们——可以这样写么？

海耶克说过，“人们一旦接受了它的出发点的那些前提，就不能逃避它的逻辑。”

这不仅是适用于经济的理论，其他也一样。

于是“纯文学”

在中国这种折衷的、高压下苟活着的、先天畸形的婴儿诞生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她并没有真正长大，反而越来越显现出她的不足和缺憾，“五四”

的启蒙并没有延续下来，那些大家以血肉和思想铺垫的路基被粗暴的拆毁了。

我们只能从头做起。

2、我不认为“追求文学和艺术的‘纯’这样的想法并不是中国独有的，”

其实是只有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想要保持文学“纯粹”

成为政治附庸的局面，其他国家的“纯”

是不带有，或者很少带有（至少是很短的时期带有，譬如中世纪的欧洲））任何政府强制性的自愿的行为和探索。

所以即使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有它积极的意义，其流弊也在慢慢显现而无法矫正。

所以无论“文艺从属于政治”

，还是文学一定要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或者从样板戏里总结出来的“高大全”

等等，这些“艺术原则”

如果只是一家之言，是可以保留自己意见的争鸣，而不是“不能违背的教条”

，我们的文学也不会是这样一副僵尸般的面孔了。

我觉得，这是我们谈理论的人无法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

一如对于学术的研究所形成的掣肘难书的局面，我们并没有“写什么”

和“怎么写”

的自由。

李陀说“用强调‘怎么写’来冲决‘写什么’，来打破对文学的专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了。”

这算作是成功还是悲哀呢？从老舍的自杀，储安平的失踪大家可以分析，从高行健的流亡和获奖大家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

“怎么写”

和“写什么”

被限定在狭隘的范围内，只有有良知的作家还在夹缝中奋力挣扎着，努力坚守着最后的底线。

那么现在呢？

我无法想象，或者说，我不愿意看见这种现象，那就是我们的许多文学作品，尤其是我们的小说，愈来愈像事件和问题的说明书，是简单的论断或者某些呆板理念的注释，是强迫和灌输的教材，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的灵魂的自然展示，他（她）们没有生命，他（她）们不过是泥雕木塑，是虚假的玩偶，是躲在书斋里刻意修饰的谎言——然而作家们自己并不自知，或者不愿意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