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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的不幸（第2页）

在与“四人帮”

的斗争为背景的“天安门事件”

前后，思想活跃、行为激进的，大多是在“文革”

初期卷入不深、家庭背景比较简单，但又不失“谁主沉浮”

的激情和“匹夫有责”

的使命感的青年，而郭海和他的同学与战友们正是这些人中走得比较远的。

不久，郭海介绍仍在东海舰队服役的战友安晓峰、杨建新来北京找我。

他俩比郭海更加健谈，特别是建新，和我一样喜欢文学，平时写些诗、散文自娱。

以后他给我写的每封信都是厚厚的，我总是把回信写得尽可能长，最终仍然为不能写得和他一样长而惭愧。

山西的朱长胜、赵普光、赵凤岐出差到北京也到我家来做客，我把他们当成体面的朋友介绍给了北京的朋友赵一凡。

赵一凡是北京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的活跃人物，对于来自民间的思想有着特殊的敏感。

赵凤岐当时是太原市化肥厂武装部部长，据说他掌管着全厂上千个民兵和几十支枪，后来这成为他试图武装推翻政权的罪行之一。

赵还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按照推理，他应该是“文革”

初期的造反派。

这样两个人物的见面显得不同凡响。

印象中他给一凡看了一份油印或者铅印的材料，其中提到，“批林批孔”

的矛头是对准周总理，提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一凡看后神情庄重起来，也许是有意识让我回避，一凡给了我一本过路小说。

审讯时这本小说成了我的挡箭牌，我对被公安局认为是反革命纲领的文字材料表示一无所知，并始终交代不出这次重要谈话的详细内容。

坐过牢受过审的人也许都有体会，不知情交代不出，比知情不交代的滋味要好受得多，虽然免不了会吃些苦头，但你不用猜测对方是不是在诈你，也不用权衡会不会因抗拒而被从严处理，特别是在涉及别人时，你不用受出卖朋友的心理煎熬。

从审讯中，知道除了北京的几个人，连同山西和东海舰队的朋友都被“一网打尽”

了。

但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就是这次见面，把北京的“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

和山西的“张（珉）赵（凤岐）反革命集团”

连在了一起，我徒有虚名地被定为联络员，在狱中一关就是两年。

“四人帮”

被打倒后不久，我和一凡等人很快被释放出狱，但是山西省却变本加厉地把“张赵反革命集团”

的主犯判了“死缓”

，恐怕这要算“四人帮”

被打倒之后全国最大的冤案错案之一。

直到一九七八年，拖着脚镣在死刑犯的牢房里关了近一年的张珉、赵凤岐以及还没有被判刑的郭海、朱长生等人才被释放。

据说他们出狱时，欢迎的场面非常隆重。

那时我和北京的赵一凡等人已经得到了彻底平反，得知他们出狱当然感到欣慰。

但是，悲剧的谜底没有揭开，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没有弄清，我和一凡都无法轻松和平静。

有这样一种说法：一凡的朋友Z和男朋友W，扬言要成立一个叫“第四国际”

的组织，Z的好友某中学教师知道后，在单身宿舍无意中说给一个同事听，这位同事不知是由于阶级觉悟高还是由于天性单纯，汇报给了党组织，导致公安局立案侦查。

一条线索从北京的Z到W到一凡到我；第二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郭海、朱长胜、赵普光，到东海舰队的安晓峰、杨建新、小顾；第三条线索从我到太原的赵凤岐到张珉到几百个我不认识的无辜者。

当然我们最终无法证实这一说法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