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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4页）

《武汉大学区党部书记杨端六呈报本部去年下半年工作情形及今后工作计划由》（1941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717（4）—1077；《杨端六致朱家骅函》（1942年3月11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2）。

西南联大的情形与中正大学、武汉大学相似。

党员以教职员为主，学生极少。

教职员党员中，又以教授为主。

1944年1月西南联大区党部召开党员大会，出席党员79人，请假6人，合计85人，其中教授42人，教员、教官、助教、研究生共25人，职员14人，学生4人。

《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会议记录）》（1944年1月7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

教授党员近占半数。

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报告，此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与学生党员）合计实有150余人。

《姚从吾致朱家骅函》（1944年2月12日）。

而是年西南联大教师总数为371人（兼任除外），其中教授155人。

《三十三学年度第一学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员数报告简表》，北京大学等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379页。

由此推断，西南联大教师大约40％加入了国民党。

姚从吾在1944年2月12日给朱家骅的一封信中谈到，联大教师党员（不含职员）约占教师总数的14。

这一估计可能是姚对当时联大教师总数了解不确所致。

其中教授加入国民党的比例可能接近50％。

出席党员大会的85人，教授近占一半；当时西南联大教师党员实际有150人，如将职员学生党员加入，约有170人，如果以教授占一半推算，则教授党员为85人，而当时教授总数为155人。

50％还是保守估算。

杨奎松在《国民党在处理昆明*问题上的分歧》中认为，在联大上百名教授当中，有国民党党籍或三青团团籍的教授占到20％左右。

这一比例显然低估了。

在号称战时“*堡垒”

的西南联大，这一比例实可惊人。

部分联大国民党籍教职员：校常委：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中文系：罗常培、杨振声、赵毓英、李松筠、陈士林；哲学心理学系：冯友兰、贺麟、敦福堂、冯文潜；历史系：姚从吾、王信忠、雷海宗、郑天挺、蔡维藩、孙毓棠、皮名举、何炳棣、宋泽生、李其泰、戚志芬、何鹏毓；法律系：燕树棠、马质夫；政治系：钱端升、邵循恪、崔书琴、王赣愚、吴之春；经济系：伍启元、周炳琳、杨西孟、赵乃抟；外文系：颜锡嘏、杨西昆、李田意；教育系：查良钊、陈雪屏、田培林、沈履、黄钰生、樊际昌、陈友松、李廷揆；数学系：华罗庚、孙树本、闵嗣鹤、施惠同；物理系：郑华炽、吴有训、张文裕、霍秉权、孟昭英、范绪筠；化学系：杨石先；生物系：杜增瑞、李觊高、孙兆年；地质地理气象系：赵九章、孙云铸、李宪之、鲍觉民、张印堂、王恒升、张景哲；化学工程系：苏国桢；土木工程系：李庆海；电机工程系：马大猷、叶楷；机械工程系：王遵明；航空工程系：王德荣、宁榥；国文学系：张清常、李广田；理化学系：许浈阳；公民训育系：王德明、孟宪德；院系不详：叶日葵、郑师拙。

根据《中央直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区党部第三次党员大会（记录）》整理，《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1）；《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4）。

在战时大学校园中，国民党党部与三青团团部的关系十分微妙。

如中山大学等校，学校当局与青年团均为党部之“对手”

，“无不与党部为难”

。

《任国荣致朱家骅函》（1943年4月24日、6月20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5…（5）。

西北大学等校，党、团冲突更为激烈。

西北大学校长为CC系干将赖琏（景瑚）。

该校党部自然也成为CC系的领地。

在赖琏的主导下，“造成系统，排斥异己”

，与复兴社势力主控的校三青团团部势如水火。

双方各自在教员和学生中扩张势力，闹得校园硝烟四起。

《施宏勋致朱家骅函》（1942年4月6日）、《陈立夫致朱家骅函》（1942年5月22日）、《朱家骅复陈立夫函》（1942年5月28日），《朱家骅档？学校党务卷》：94…（13）。

但在西南联大，党、团关系比较特殊，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联大党、团关系融洽而非颉颃。

学校当局自始即对教员与学生混合编组党部将带来的隐忧高度警觉。

负责筹建西南联大三青团的姚从吾更是极力主张学生与教员分开组织，从而使西南联大泾渭分明地形成了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