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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据《史记》、《汉书》载，其故地在“敦煌祁连间”

。

当时匈奴未壮大，月氏与之相邻共存，风俗习性亦大致相同。

楚汉战期，匈奴乘隙发展，称雄西北，冒顿单于自立后，遣右贤王领兵“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

。

年后，老上单于（公元前174年~前161年在位）再攻之，杀其王，迫其背井离乡，远徙他地［20］。

所迁地点，史无详载。

多以为在伊犁河域。

此说有一定道理，考证的文献亦较多［21］。

兹仅作两点补充：（一）这一带曾为塞种部落散居，这些统称为西徐亚人的草原游牧部族，曾占据蒙古高原之西部［22］，或天山以北，阿尔泰山到巴尔喀什湖以东广大地区［23］，故中国史籍有月氏“西击塞王”

之说。

（二）月氏不大可能迁至匈奴以北，即阿尔泰山东尽地方去。

因为迁徙月氏已非当年之河西大族，而是被匈奴“夷灭斩降”

的残余之部，他们不可能冒险穿越匈奴本土北上，迁到严寒荒芜的阿尔泰山区去。

而唯一合理的途径，便是张骞寻踪而去的天山南麓道。

当张骞被滞留匈奴王庭期间，月氏再次西迁。

原因是乌孙在匈奴的支持下，借口复旧日月氏之仇，举族西击月氏，使其不得不离开伊犁河谷，寻找新的居地。

他们向西南方向前进，经大宛、康居，进入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地区。

这里有必要说明以下几个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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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5）

1。

当月氏第一次迁至伊犁河谷时，西击塞王。

塞种部落一部分向阿姆河流域的希腊巴克特里亚地区转移。

这时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王朝已进入衰弱阶段，它不断地受到来自西方帕西亚帝国的侵扰，被后者夺去玛尔吉亚那及其他地区［24］，又受到南部北印度希腊统治者德米特里亚斯（Demitrius）的征伐；但它的统治者却仍不得不尽全力去应付更严重的北方危机——伊犁河地区塞种迁徙的压迫［25］。

这一形势，成为不久后巴克特里亚王国崩溃和月氏进一步南下的历史前奏。

2。

月氏在伊犁河地区的几十年中，自身社会状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原因是，它西迁时人数不多，固有传统文化的力量不强，加上迁徙后地理环境变化较大，不能不给它保持原来的社会特征造成极大阻碍。

因此，月氏在这段期间，除了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外，还与当地的塞种余部传统文化、受希腊化统治影响的中亚地区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交往。

虽然月氏与塞王发生了战争，但须知“战争本身就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

［26］；而且，这里发生的战争和征服，实际上不是新旧的简单取代，也不像汉匈关系那样是较高文明对较低文明的影响和吸收，这里发生的是“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

［27］。

因为从月氏以在阿姆河以南建立的新帝国——贵霜帝国来看，它带有明显的伊朗…希腊文化色彩和中亚游牧族重商的社会特点。

换言之，它很快地适应了中亚地区的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与希腊的、北印度的、帕西亚的、北方草原的游牧族的文化，发生了血缘式的结合。

而伊犁河谷时代的月氏，正处在它历史上文化交替的第一个重要阶段。

3。

月氏的第二次迁徙，直接原因是乌孙复仇式的打击［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