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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3页）

这位来自百老汇和罗切斯特的伊斯特曼·柯达歌剧院的戏剧导演，在《喝彩》一片之后，拍了一部很成功的作品，名叫《十字街头》。

这部影片很感人，很得力于达希尔·哈默特的剧本和李·迦姆斯的极优美的摄影，片中可以看到当时尚未出名的女演员西尔维亚·西德尼在一间监狱的接待室里脸紧贴着铁栏杆和年轻的贾利·古柏倾诉衷曲的一幕。

冯·斯登堡或霍克斯所表现的凶恶慓悍的强盗在这部影片里却成为一种令人感动与同情的人物。

马摩里安以后摄制的一部作品是《杰古尔博士与海德先生》（《化身博士》）。

这部影片虽然用了使观众感觉处在片中主人公的地位的杰出移动摄影，并且还利用玻璃制造厂里的叮当声来造成一种奇特的“音响背景”

，可是结果还是令人感到失望。

从此时起马摩里安开始转向于导演一些有时带有歌舞的商业性影片。

在这些退步的作品中，只有根据萨克雷的小说《名利场》改编的影片《浮华世界》，由于用了颜色（虽然有些幼稚）来表现一些戏剧性的场面（例如用红色来表现滑铁卢战役前夕的军中舞会），因此显得有些不落俗套。

金·维多和马摩里安一样，也很快地掉在商业性影片的泥坑里。

《街头惨剧》是一部根据埃尔茂·赖斯的戏剧编导得相当巧妙的影片。

在摄制《我们每天的面包》这部影片时，金·维多花了很多精力与心血。

这部由演员和金·维多共同出资摄制的影片，是以失业问题为主题，主张用回到农村、合作和祷告的办法来解决失业问题。

这部带有天真说教气味的影片尽管已经摆脱了摄影棚的束缚，而且有几个剪辑得很成功的片段，可是在艺术上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

在商业上遭到失败以后，金·维多就不再从事摄制这类影片。

以后他所摄的影片无论是西部片（《得克萨斯州的骑警队》）也好，或者是悲剧（《史泰拉恨史》）也好，都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

然而他在英国根据克洛宁的小说拍摄的《要塞》一片，又显示出他过去的天才的痕迹，可是他表现残酷斗争的彩色片《西北通道》和《太阳浴血记》却仍然不免于失败。

弗兰克·鲍沙其的才能虽不及金·维多，但对艺术却坚持得更久一些。

这位以前在初期西部片里扮演牛仔的演员，虽然没有什么天资可言，但他并不满足于描绘狭小的恋爱故事，而是经常把这种故事放在时代和社会的背景当中。

他在根据海明威的小说拍摄了《战地情天》一片以后，又根据法拉达的小说拍成《小人物现在如何？》。

这是一部对20年代的德国作了极有价值的描写的影片。

但鲍沙其的杰出作品，无疑应该是《青空天国》，这部由洛丽泰·杨和斯宾塞·屈塞主演的影片，充满诗意，也充满真实，几乎是从正面来揭露美国的失业问题。

鲍沙其以后忽然对电影失去兴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曾经辛酸地这样宣称：“某些导演的重大错误，就是他们把工作看得太认真了。”

自此以后，这位创作家就从电影界引退，变成一个默默无闻的制造商，直到故世。

1930年至1940年间，冯·斯登堡在好莱坞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戏剧性的很显明的衰退过程。

他在拍了《蓝天使》一片以后，带着玛琳·黛德丽从德国来到好莱坞。

他叫这位性感的女演员专门扮演一个双颊瘦削的、十分神秘的新型妖妇。

这个怪物正如影片《科学怪人》中的情形那样，最后终于毁灭了她的创造者。

无论是《摩洛哥》和《上海快车》也好，或者是《耻辱》和《红色女皇》也好，冯·斯登堡的注意力完全倾注在被他视作天仙的玛琳的衣着服饰上面。

后来，他又导演了两部没有这位偶像式的演员演出的影片，即根据德莱塞的原著摄制的《美国的悲剧》和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改编的《罪与罚》，这两部影片都同样平庸，毫无出色之处。

在他最后的两部艺术作品《上海的手势》和《安纳塔汉的故事》里，已死去的那个妖妇的幽灵仍然继续纠缠着他不放。

在有声电影兴起后开头几年里，某些原有的或新起影片样式随着那些真正的或者徒有虚名的伟大人物的没落而消失了。

继各种发明和试验所引起的动荡时期之后，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在1934年后经济危机已达到它最低点之时。

好莱坞一直企待着一个新的繁荣（这一新的繁荣以后终于从战争中获得），此时又稍恢复了它过去的乐观主义。

美国战前最流行的影片样式是轻松喜剧。

这种样式是法国通俗笑剧和伦敦或中欧的同类喜剧的新变种。

善于投机取巧的刘别谦在美国首先开始这种影片样式，他在拍摄《微笑的中尉》和《风流寡妇》这两部影片的中间，把奥匈帝国时代拉兹洛·阿拉达尔描写国际骗子们失败的著名通俗笑剧《天堂的纠纷》拍成了影片。

这部现代马利伏式的戏剧①把机智的语言和猥琐的情景混合在一起，并表现了宫廷豪华的气氛，它在欧洲和美国获得了同样的成功（虽然在美国，曾被人认为有伤风化）。

刘别谦利用他所开创的样式，又把诺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