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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70年代初她又变作养猪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强壮，头发焦黄像晚秋的干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

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

说话高声大嗓，最爱就是和着生蒜吃狗肉，连于数杯烈酒而面不改色。

虽然衣服和鞋子又脏又臭，她干的活儿却干净利索，而她也弓似为荣。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并取得了终身职位。

她的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写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

在美国人眼里，她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在中国朋友看来，她又西化得可以。

有人甚至怀疑她是个女权主义者，盖因她过分独立。

离婚之后，她并不急于再嫁，而是自己抚养儿子，广交朋友，生活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许多人觉得实在难以置信。

以上这几张肖像画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么？这个人难道是我么？这些图画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场的我呢？有时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记忆。

然而我清楚记得，早在少年时代就分明感到，我这个人天生矛盾重重，将来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我于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

父亲40年代就离开辅仁大学跑到晋察冀去参加革命；母亲在4D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她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也是满腔热情。

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她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实现男女平等，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经济，控制通货膨胀，解决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

因为这个党的干部都那么廉洁奉公，朝气蓬勃，跟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真有天渊之别。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爱说我们这一代最幸运，因为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

到了我身上，情形却有些不同。

我的确生在新中国，但刚一岁，父母就把我带去了瑞士。

我也是长在红旗下，却不是革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

这也许是我日后颠颠倒倒，命运多舛的滥觞。

在瑞士我们住过伯尔尼和日内瓦，均为恬静舒适之地。

那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二姨和我。

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在中国领馆忙于工作。

一清早他们就匆匆离开，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会议、宴请使他们一样难以脱身。

等他们到家，我早睡熟了。

星期天，母亲会睡到中午，而父亲更要睡到下午两点左右。

那些年，只有亲爱的老二姨从早到晚陪伴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并不是我家亲戚，而是我的保姆。

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请了来。

从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从医院回家的当日，母亲就把我交给她了。

此后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给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怀里轻摇，我在她呢喃的曲调中入睡。

我儿时的记忆充满二姨的音容笑貌。

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即飞回瑞士继续工作了。

至于父亲，等到他回国述职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快满一岁了。

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

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