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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5页）

第一个吃螃蟹的香港商人名叫刘天竹，跟他谈生意的就是那个在《列宁全集》中找到了恩格斯原话的骆锦星。

据骆日后回忆，当时的谈判对话是这样的，刘说：“只要划出一块合适的地皮就行。

由我组织设计，出钱盖房，在香港出售，赚得的钱中方得大头，我得小头。”

骆说：“东湖公园附近，可以划出一块地方来，如何？”

刘说：“那好，所得利润，你拿七，我拿三。”

骆摇摇头：“你拿得太多了。”

刘笑道：“你拿八，我拿二，如何？”

骆说：“我拿八点五，余下的是你的！”

刘说：“我们初次打交道，往后要做的事还很多，这次就依你的！”

这样的对话果然已经是在谈生意了。

刘天竹开发的这个楼盘叫“东湖丽苑”

，第一期共有108套新房，他把房子的图纸设计出来后就开始在香港叫卖，仅三天，108套还在图纸上的房子就一售而空了。

“东湖丽苑”

的一炮成功，让深圳人大大开窍，他们很快拿出新方案，提出了收取土地使用费的思路，每平方米收土地使用费4　500港币，这个地价仅相当于河对岸的香港的111。

深圳用收进的数亿元钱削掉土丘、填平沟壑，开通公路，通电、通水、通邮政。

从1980年至1985年的5年里，深圳实际利用外资亿元，累计完成基建投资亿元，建成了一大批新的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初步形成了九个工业区，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

南风自此一路北上，开放之势再不可挡。

1981　笼子与鸟

中国可能选择的道路，各种事件必须流经的渠道，比我们能够轻易想象到的更窄。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1981年

如何力保国有企业，国内发生了争议。

在国有企业试点效应递减这个问题上，当时经济界出现了两种应对的声音。

以当时参与改革总体规划的经济学家薛暮桥为代表的推进派认为，放权让利改革有局限性，主张把改革的重点放到“物价管理体制改革”

和“流通渠道的改革”

方面去，逐步取消行政定价制度，建立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

他在16年后出版的回忆录中说，如果当初按他的思路推进，中国经济改革将少走很多弯路。

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加强集中统一”

，“最后的落脚点是中央集中统一”

，有人因而提出了“笼子与鸟”

的理论，大意是说，企业是一只鸟，不能老是绑着它的翅膀，要让它自由地飞，但是，国有经济体系则是一个大笼子，鸟再怎么飞，也不应该飞出这个笼子。

这些论述最终说服了中央决策层，“笼子与鸟”

理论统治了未来整个80年代的企业改革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成为一场“笼子里的变革”

。

由这一理论出发，来看待1981年的局势，其结论便非常容易得出了：国有企业的变革必须在稳定和中央的控制下循序渐进，怎么改可以“摸着石头过河”

，走一步看一步。

而当务之急，是整治那些不听指挥、无法控制的“笼子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