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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让我很开心的是，这座城市有一个叫做“罗杰斯公园”

（Rogers　Park）的片区，混聚着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

作为一个来自南亚的移民之子，我成长于南加州的纯白人郊区。

与那里不同的是，在这里的印度人似乎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族群地盘。

我当时对环绕在学校四周的穷困黑人街区尤其感兴趣。

在这些街区里有将近半数的人不工作，据说那里是犯罪与帮派活动滋生的街区，是福利金节节攀升的街区。

在1980年代后期，这些城市当中的隔离地带得到了国家的关注。

我曾经常在那里散步，并开始在公园里打篮球，但是我没有看到任何犯罪行为，而且我也没有感受到什么明显的威胁。

我好奇为什么学校一直都警告学生对其敬而远之。

事实上，当地居民也对我非常好奇。

这大概是因为当时在那些公园里很少会有非黑人的游客，也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的穿着稀奇古怪。

我被询问了很多关于印度的问题——大多数我都无法回答，因为我搬到美国的时候还是个孩子。

有时我会遇到野餐会，人们也会给我一些他们的黑人风味的食物。

当我自称是个素食者而婉拒的时候，他们会有点迷惑。

但是正如我是这些人的陌生人，他们于我也是一样。

作为芝大沉重课业的一部分，我开始参加研讨课。

在研讨课上，教授们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学的经典问题：个人偏好是如何发展的？我们能否预测人的行为？教育对于未来几代人的长期后果会是什么？

回答这些问题的标准模式是展开广泛的调查，然后运用复杂的数学方法来分析调查数据。

这样就会得到统计描述类型，用以预测为什么一个人可能会得不到一份工作，或者进监狱，或者有私生子。

制定好政策的关键，就是先要展开一项好的科学研究。

我喜欢研究者们提出来的这些问题，但是比较起我在芝加哥街头看到的活力十足的生活，这种讨论显得既无趣又遥远，既抽象又呆板。

尤为令我好奇的是，绝大多数研究者似乎并不喜欢与他们所写作的人群见面。

这并非出自于任何敌意——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好心肠，而是因为与研究对象的实地交谈会被认为是杂乱的，非科学的，并且有产生偏颇的可能。

第一章　作为穷困黑人的感觉怎样？（2）

我的问题并不新鲜。

实际上，社会学的领域一直以来就分为两个阵营：定量和统计技术型的研究者，以及经常与某个群体的人们共同生活，并通过直接观察来研究他们的生活的研究者。

第二个阵营通常被称为民族志研究者。

他们使用第一手的材料来回答某些特定的问题，比如，边缘社区中的人们如何生存？或者何种因素会导致一项政策在某些家庭那里执行良好，而在另外一些家庭里则进展不顺？

而定量社会学家经常会批评民族志研究的取向。

他们认为这不够科学，认为答案可能会只与被观察到的特定群体有关。

换句话说，要得到任何重要与普遍的结论，你都需要仰赖对大量的数据组，比如美国人口普查或者其他大众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

我尚未真正遭遇到取向较为科学的社会学的挫折。

但是当时我清楚，我不想整天只坐在教室里谈论数学。

所以我做了任何对种族和贫穷感兴趣的明智学生都会做的事情：我穿过走廊，敲响了威廉？尤利乌斯？威尔森（William　Julius　Wilson）办公室的门。

威尔森是这一领域最有名的在世学者，也是社会学界最为杰出的非裔美国人。

他已经在芝大执教将近二十年，曾经有两本著作重塑了学者与政策制定者们对于城市贫困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