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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3页）

他说对了。

我对住过的地方并不感到依依不舍。

现在，像他妈妈一样，里夫也是记者，整天在外面跑。

他希望呆在外面，希望处于前沿，他写难民，这也许是因为他像母亲一样，自己就是个难民。

桑塔格和她儿子对古巴、古巴革命和古巴左派，对反巴蒂斯坦　难民感兴趣，这一兴趣的产生源自他们刚到纽约时不稳定的生活情形。

他们和艾琳·福恩斯住在讲西班牙语的社区，与古巴诗人赫伯托·帕迪亚　（　Heberto　Padilla　）　交朋友。

古巴人帮着照看大卫。

他高兴地记得“隔壁两个动作利索的美人儿那时会几乎是神奇般地出现，把我抱抱就走，带到阿姆斯特丹街上的古巴餐馆（维克多餐馆）吃那些她们叫做“巴提朵斯”

（Batidos）的稠稠的热带奶昔。”

母子俩一九六0年六月到九月一直呆到卡斯特罗建立了新古巴，大卫在那里砍小甘蔗，桑塔格则考察古巴革命文化。

一九六0年秋，二十八岁的桑塔格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书。

雅各布·陶布斯刚开始在那儿任教。

在哥大，陶布斯是个杰出的、但也是孤独的人物——实际上他是系里的光杆司令，系里像桑塔格这样资历浅的教师有时会替他判卷，有时在他的系列讲座里穿插上一些课。

苏珊·陶布斯也教宗教，但像桑塔格一样，她也一心想当作家，因此参加了桑塔格和福恩斯组织的写作小组。

福恩斯记得桑塔格是如何来和她谈谈想法的，她需要一个能对她的想法作出回应的伴侣。

如果没有福恩斯的帮助，桑塔格照样可以写作。

对此，福恩斯并不怀疑，但是讨论一下，她们确实促进了彼此的创作。

可是，这些创作仅仅流于口头形式，除了谈还是谈。

福恩斯最后说：“我们真傻！

想写，干吗不坐下来写呢？”

她们的写作小组就这样开写了。

接下来紧张的六个月坚定了她们当作家的信念。

的确，桑塔格是为她的艺术而生活，而其他人则沉湎于家庭，极其小资，桑塔格让这些人觉得相形见绌。

桑塔格指导理查德·特里斯特曼，称赞他一开始写的小说，并在他还是个大学生时就接受他参加写作小组。

特里斯特曼完全被这群才貌双全的女人征服了，觉得自己能分享她们的抱负是在享受特权——但他感到自己几乎不配。

他相信他还什么都没有做，不值得桑塔格对他这样充满信心。

但是，她已看过他的不少作品，足以让她相信他的潜力，她极想发现有才华的新人。

在城市学院，她会帮助培养奥斯卡·希裘利斯（Oscar　Hijuelos）的写作能力，后来，他描写古巴…美国生活的小说《曼博舞王演奏爱情歌曲》（The　Mambo　Kings　Play　Songs　of　Love，一九九0）获普利策奖。

其他学生发现桑塔格很热情，比大多数教授平易近人。

在“比较宗教”

课上，她谈及自己在巴黎大学的经历，并讨论起萨特来。

陶布斯的大多数学生只是把桑塔格看成大师的影子。

她是名神秘女郎。

她和陶布斯到底是什么关系？没有人真正知道。

铸就成功（5）

陶布斯痴迷于犹太教和基督教对弥赛业或救世主的期待。

研究陶布斯的学者提到他的“启示录式的政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