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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第2页）

梁必达一愣，哈哈大笑，一拍脑门说：“我的个天啦，你这个刁德一还记着这本账啊？我赖账，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说。

这件事情，如果传出半点风声，我就诬陷你在七二八农场写过反动标语。”

陈墨涵说：“那就再等等，等给你开追悼会那天，我向与会者个别透露。”

梁必达说：“那可以，那时候就是彭德怀和张普景在场我也不怕了。”

令陈墨涵始料不及的是，恢复工作之后，他接待的第一个上访人员竟是崔二月的亲属。

这天上午刚刚上班，军务处便打了电话，说是有个男人在大门口跟岗哨纠缠，要见梁必达军长，请示怎么办。

陈墨涵问是个什么样的人，军务处的一个参谋说，说是来上访的，是凹凸山崔家集的人，别的他不说，说是非见梁必达军长不可。

陈墨涵心里一惊，就有些预感了——这件事情恐怕同李文彬事件有关。

关于李文彬事件，陈墨涵不是目击者，详细情况不太清楚，但基本脉络是知道的。

在七二八农场接受劳动改造的后期，梁必达曾经说过，李文彬叛国投敌，死有余辜，但是那个女人死得冤枉，据说那个女人是个妇救会的干部，之所以同李文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也是看在共产党的面子上，是李文彬毁了她，而且她也没有投敌，是被汉奸打死的。

就是因为同李文彬有那层不明不白的关系，所以对她的死不了了之，当地政府不愿意多事，军队也顾不上管。

陈墨涵当时揣摩梁必达的意思，似乎大有恻隐之心。

可是那时候他们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况且战争年代遗留的问题多如牛毛，还错综复杂，说了也就说了，徒发一番感慨，表达一下怀旧之情和忧国忧民的态度而已。

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估计是那个女人的家人找上门来要求落实政策。

陈墨涵让军务处的参谋把那个人请进门岗接待室里，然后亲自下楼会见。

果然是崔家集来的，男人有五十多岁，满脸沧桑，一见到陈墨涵就反反复复地搓手，好像那两只破绽百出的手没地方放。

他说他是崔二月最小的弟弟，陈墨涵这才知道，这个看起来有五十大几的男人其实不过四十来岁。

男人搓了一会手，想起了什么，便从肮脏的裤兜里摸出同样肮脏的纸烟，是陈墨涵在凹凸山劳动改造的时候见过的那种劣质草烟。

陈墨涵挡住了递过来的纸烟，问男人有什么事。

男人便一五一十地讲开了，说他的姐姐崔二月死得冤枉，活着的时候参加了抗日工作，还是妇救会的干部，而且是让日本鬼子打死的，说起来应该定成烈士，可是村里和公社都不理睬，村长还说崔二月是婊子，是叛徒的破鞋，弄得崔家几十年都抬不起头。

崔二月还留下一个儿子，从小上学的时候，别的孩子说他的娘是汉奸破鞋，跟人家打架，耳朵根都被打坏了，傻掉了，斜眼不说，嘴里还老是淌哈喇子。

“首长你说造孽不造孽？”

陈墨涵听了，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造孽，怎么不造孽？陈墨涵对崔二月的弟弟说：“军长到军区开会去了，情况我都知道了，你先回去。

等军长回来了，我向他汇报。

要相信政府，我们既然知道了，就一定会解决。”

男人却没有走的意思，似乎不相信这么简单就把问题解决了，又提出来，见不到梁军长，能见到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也行：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江古碑书记和窦玉泉司令还到崔家集去过，说好了要解决这件事情，可是人走茶凉，走了之后就没有影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