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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遇到能吃肥肉的，骨头不过是打个牙祭，两块方肉吃下肚能不能打住都难说，不拘紧了吃，了得吗？而这一家人就不同了，是天生地嗓口细，胃口小，一案板的方肉摆在那里，没一个人去动一口，就是最能吃的李三定，也不会叉了整方肉去吃，就是最结实的秋菊、秋月，吃起肉来也总要去掉肥膘，父亲母亲就更不要说了，他们是一家胃口的根子，肥瘦虽说都吃一点，但就像吃猫食，还没见怎么吃饱嗝儿就先打起来了。

一家人除了父亲，大约谁也不以这样的胃口为荣，因为外面的世界，崇尚的是贫下中农粗放的不拘小节的品格，这样的品格通常是与好胃口连在一起的，就像傻祥家的人，吃瘟猪瘟鸡都不会生病，他家是没炒过菜，但一年到头肉可没少吃，除了瘟猪瘟鸡，埋在地里的病马病牛都敢挖出来。

也不只傻祥一家，谁家的猪或鸡病死了，前脚扔到村口的河坑里，后脚就有人捞走吃到肚子里去了，有时候，还会为一只瘟鸡打起架来。

要说，李三定家也是贫农出身，但由于父亲是小学教师，贫农的成色在大家心里就差了些，因为，真正的贫农哪有上得起学的，能上得起学，至少是他爷爷那辈富裕过，贫也是到他爹这辈才开始贫的。

李三定家还真叫大家说中了，他的老爷爷曾是个木匠，靠做木工活儿晚年才置买了几十亩地，本指望能传承后代，哪知李三定的爷爷又抽又赌，没等李三定的父亲长大成人就把地变卖光了，父亲上了七年学，七年的费用全靠的是李三定的奶奶攒下的体己钱。

这样的家庭，贫穷倒是贫穷，但一有了读书的，味道就变了，说话从不会高声大嗓，走路从不会咚咚作响，过日子该花的钱不花，不该花的钱瞎花，比如钟表、收音机这类东西，有没有的有什么要紧，有那闲钱，还上集买把铁锹买把镰刀呢。

最叫贫下中农瞧不上的，是饭量小，没力气，往猪圈里扔锹土都呼哧半天。

常常有人嘲笑李三定的父亲说，他再要强，二百斤的麻袋也扛不起来。

尽管他的两个女儿像是争了口气，样样活计干在前头，但多半是靠心劲努出来的，身上的力气还是有限，不信二百斤的麻袋给她们，一准儿还是扛不起来。

村里一些人啊，动不动就说二百斤麻袋，仿佛拿二百斤麻袋当了棍棒，看谁不顺眼，梆地就打过去。

通常是要打一个倒一个的，因为能扛得起二百斤麻袋的本就不多，又专挑了没力气的来“扛”

，不被打倒才怪！

趁大家吃得香，母亲又把年前的日子一天一天数落了一遍，数落完了说，今年行了，有三定在我心里踏实多了，厨房都不用进，跟他说说就做妥了。

大家仍没作声。

这一回是大家对母亲的话不大相信，就凭一个三定，能把一头猪做成这样？

不管怎样，肉是煮出来了，骨头啃得也满香，母亲的病也见好了，大家即便不相信三定，说话也不好再那么刻毒了。

但好话是没有的，总不作声也有些不大甘心，在啃过一阵之后，秋月忽然就看了三定问道，胡同的水，是你弄的吧？

第二章　10水之祸（2）

李三定怔一怔，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

秋月说，等着吧，有好戏看了。

母亲问，怎么了？

秋月不答话，埋头又啃骨头去了。

秋菊说，结了冰了，一胡同的冰。

母亲看看父亲，怀疑地问，一胡同的冰？

父亲有些拿不准地说，一胡同的冰，不会吧？

母亲没好气地说，你是飞到家里来的？

父亲这个人，看似细心、琐碎，但不留心的事也多得很，有一回在学校门口碰上傻祥媳妇，人家跟他打招呼，他却问人家，你是哪条街上的？傻祥媳妇回去就跟婆婆说了，婆婆一听立刻就上了房，骂臭老九狗眼看人低。

房就像她的喇叭，一上去嗓门就大了，比大队通电的喇叭传得还远。

这上房有点像母亲的歇斯底里，隔一段日子就要闹一回，母亲是摔自个儿家的东西，傻祥娘则是骂别人的亲娘祖宗。

她也真是敢骂，多么污秽的词到她嘴里也能大大方方地骂出来，不会有一点羞耻感。

母亲问父亲怎么得罪对门了，父亲想了半天才想起傻祥媳妇的事来。

母亲说，你也是，不要说在胡同里总见着，就是串门她也来过多少回了，你怎么就不认得了？不过傻祥娘骂是骂，下房就能跟人说笑，仿佛演了场戏一样。

母亲这边倒很多日子都下不去，一想全村的人都在听，去寻死的心都快有了。

尽管父亲一再说丢脸面的是傻祥娘，母亲还是一想脸就发烫，她多少次都发狠地说，往后谁要再招来骂，他自个儿上房顶着去！

母亲再无心吃下去，知道自个儿是被厨房的香味儿冲昏了头脑，竟把水道的事给忘了。

她跑到门外一看，可不是，墙根儿的水道堵了，水全流到路上了，虽不是一胡同的冰，也占了胡同的大半，明晃晃的，就像一面摔碎了又粘在一起的镜子。

母亲傻了一会儿，转身回到家里，揪了李三定的耳朵说，去去去，看看你干的好事！

李三定到胡同去了，父亲也忍不住跟着去了。

姐妹俩继续啃着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