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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3页）

“傻子瓜子”

的牌子一挂出，没想到因为特别竟引来一片叫好声，他的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的瓜子可以卖出两三千斤，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这些人一个个多起来，到秋天，别人帮他一点数，居然有了12个，这下子捅出一个大娄子了。

年广久生意好，本来就让四周的人眼红，现在他请的雇工居然有了12个，有人马上联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做出的那个著名论断：“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

于是，“安徽出了一个叫年广久的资本家”

、“年广久是剥削分子”

的流言顿时传遍安徽。

这场争论好像没有在当时的公开报纸上出现过，但是，在政府官员中却流传甚广，“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

这成了一道十分敏感的命题流转在全国各地，争论，辩护，###，一场带有浓烈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大辩论开始了。

很显然，在当时正统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年广久的剥削性质是毋庸置疑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中，曾经明确地划分了“小业主”

与“资本家”

的界线，按他的计算，在当时（19世纪中叶），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

，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

，是为资本家。

在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下八上”

是一条铁定的界线。

如今，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居然雇工12人，其性质几乎不言自明。

傻子是资本家，说了谁也不信，但用理论一套却还真是的。

在鲜活的现实面前，“经典”

终于显出它的苍白和尴尬来。

如果年广久的傻子瓜子应该被清除的话，那么，“家庭副业”

怎么能够发展得起来？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个人之下？“傻子”

出的这道难题，让全中国的理论家们争辩得面红耳赤。

事实上，在当时中国，年广久绝非孤例。

对于刚刚开业的10万工商户来说，雇工数量是否应该限制，到底能不能超过八个，已经从一个抽象的理论问题直接衍变成了实际难题。

在广东高要县，一个叫陈志雄的农民承包了105亩鱼塘，雇长工一人，临时工400个工日，当年获纯利一万多元，这在当地引起一阵激辩。

在广州，一个叫高德良的个体户，下海创办“周生记太爷鸡”

，做了不到半年就雇了六个帮工，被社会上指责是剥削，他很不服气，写了一封长信上书中央领导人，反映放开雇工等问题。

1979年底，任仲夷到广东任省委书记，发现广东的个体户相当多，雇工十几个，二十几个，甚至几百个都有。

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办？他也很苦恼，当时就要广东社科界“好好研究”

。

这场大辩论要一直持续到1982年，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　000公斤，赚的钱据说也过100万元了，关于“个体户到底雇几个人算是剥削”

的争论却是尘埃未定。

这时候，邓小平出来讲话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会上，邓小平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

的方针，他当时便举到了年广久的例子。

年广久因邓公一言而名留中国改革史。

而在对待民间企业的政策上，这仅仅是第一道撕开的小口子，一道很小很小的，却决定了中国企业命运的小口子。